1932年10月10日，帅孟奇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。在狱中，敌人往她鼻子里灌煤油。灌完一壶又一壶，灌得她七窍流血，左眼失明。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日，铁门哐地合上，帅孟奇的鼻腔里灌进煤油，一壶接一壶，呛得人直翻白眼，七窍见血，左眼就此失了光。 老虎凳也上阵，木杠子一压，右腿骨断得干脆。 审讯桌前那群人等一句招，等她把自己说成叛徒、特务。她偏不，咬着实事求是，硬得像石头，臭得像辣椒，疼归疼，话不乱讲。 她乳名婉顺，一八九七年一月生在湖南汉寿县东乡陈家湾。 家里不富，父亲帅惊白却有见识，东渡日本读书，参加同盟会。辛亥革命后做过湖南省教育司科长一类的差事，看透官场的浑水，甩手回乡教书。 婉顺跟着父亲学织布，也进过长沙周南女校补习班。那年月，乡下姑娘能摸到书本，算是稀罕事。 一九一八年，她嫁给表弟许之桢。 许之桢一九一九年从长沙甲种工业学校毕业，又进上海外国语学院，结识陈独秀。信一封封寄回去，讲革命道理，夹着进步刊物。 她的心不是一夜变色，是被文字一点点烫热。 到一九二零年，她抱着刚满一周岁的女儿进汉寿县城，结识易瑜、陈才翠等人，发起汉寿女界联合会，办民益女子职业学校，劝妇女识字学艺，喊男女平等。 一九二六年，经詹乐贫介绍入党。 马日事变后，风声紧得像绳子，她成了重点追捕对象，按中央指示辗转武汉、上海做地下工作。牢狱五年，把她的身子磨得七零八落。 出狱更冷：父亲被逐流落异乡，母亲疯了，命悬一线；独生女夭折；丈夫远在苏联，以为她早死，另成家。 她没去闹，也没去求，回乡找党组织，暗地里做抗日救亡群众工作。 婚姻那扇门从此关上，革命队伍成了她的家。 她干的多是背锅又费劲的活，长期做组织和干部工作，认准任人唯贤，跑省市摸情况，广开用才之路。延安整风后期，她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甄委会主任，把七八十位被打成特务的同志逐个甄别平反。 一九五二年，她处理一百多位从苏联归国政治侨民的党籍与工作安排。 调查张闻天里通外国问题时，她不随风倒，守住原则。之后的斗争里，她能护就护，能挡就挡，动荡过去又接申诉，替许多人把冤屈掰正。 亲生女儿没了，她一生无儿无女，心里那点母亲味儿却没断。 烈士沈绍藩、郭亮、黄公略、彭湃、周惠年、李硕勋等人的孩子，她当自家娃养。 周末把孩子们接回家，用每月五元津贴买肉、枣改善伙食。 孩子一病，她急得吃不好睡不香。孩子们喊她帅妈妈，这称呼不靠血缘，靠的是一碗热饭、一句叮嘱。 一九六八年四月一日，她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，四月八日被关进北京卫戍区监护。 那年她七十一岁，遭连轴审讯逼供。 七年过去，被诬为叛徒特务，党籍被开除，眼睛再受伤，几乎双目失明。 一九七六年流放途中，她写咏山梅：“一度梅花一度春，傲霜战雪岁迎新。漫山萌芽向阳发，粗杆老梅绿叶生。”字里有硬气。到一九七七年，邓小平批示下来，八十岁的她在当年最后一天回到北京，重新得了清白。 平反后停发工资补了两万元，她转手捐给国家。日子照旧过得紧巴：一双皮鞋穿了三十年，一台十二英寸黑白电视机用到底，衣服打补丁，袜子补了又补，捐助教育等公益收据却一叠叠留着。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三日，她去世，遗嘱写得明白：骨灰一半撒在北京八宝山苍松下，一半撒在故里坡头沅水河中。 她最后一次回故乡已是十四年前。 有人问长寿窍门，她笑说心底无私天地宽。也有传闻：许之桢再婚后在延安遇到她，满脸愧色，她只回一句，别自责，不怨他。 同年五月，汉寿县档案局局长王良伟向中央组织部代表提出征集遗物入馆，九月获同意。 十月六日，接收组成员周显发走进北京东长街织女桥二十号故居，深灰外墙，屋里窄暗，门窗油漆剥落，家具陈旧，她当场落泪。 清点遗物时，看见延安笔记、工作日记、西北坡用过的马袋，建国后毛主席颁发的任命书与合影，还有那双旧皮鞋、那台小电视、补丁衣箱、捐赠收据。 交接时，秘书陈双璧哽咽，说老人走了，只剩党旗覆盖的骨灰盒和这些东西，请接回汉寿，让她魂归故里。 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二日上午十时整，李铁映在杨正午陪同下到汉寿档案馆出席陈列室开馆。 基地牌子一块块挂上去，参观的人一年超过万人。 人来人往，那双旧皮鞋静静摆着，像在提醒：狠话少说，实事多做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