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0年，开国上将杨勇收到一封来信：“我还活着，能不能给我安排个工作？”杨勇看后大吃一惊：“孔宪权，他没死？” 1950年春天，贵州省军区办公室里，杨勇拿起一封从遵义山区寄来的信。 信封发旧，纸很薄，只有一句话：“我是孔宪权，我没牺牲，现在家中困难，请求给我安排一个工作。” “孔宪权？”这个名字在他脑子里炸开。按早年的阵亡名单，这个人早就算在牺牲一栏里。 消息一到苏振华那边，两个人对望半天，都觉得背后发凉：要真是他，那就是从死人堆里走回来的老战友。 往前翻二十多年，这个人其实出身极普通。 孔宪权，湖南浏阳人，穷苦农家孩子，小时候给地主扛活，看惯了人家屋里灯火通明，自家灶膛冷锅冷灶，心里憋着一股劲。 黄克诚把他领进红军，又介绍他入党，这股劲就拧进了队伍里。 上阵之后，他凭一个“不要命”，很快被人记住。 从第一次打到第五次反围剿，他这个猛劲没改，脑子却细了许多。 黄克诚、杨勇、苏振华，都是那时在战壕里一起趴过的人。反围剿失利后，红军被迫长征，一批老弟兄就这么上了路。 长征途中，蒋介石调大军堵截，路口卡得紧。 毛主席抓住地方军阀王家烈怕伤亡的心理，二渡赤水，把对手晃了个跟头。孔宪权所在的红十二团，在这种拉锯里接到任务，先去摸清娄山关一带的敌情，他带人俘了几名国民党士兵，从嘴里抠出敌军排布。 不久红军发起进攻，他领着红十二团朝南面的黑神庙打。开头顺利，敌人连连后撤，援军突然压上来，子弹密得像雨点，部队边打边退，弹药见底，他干脆拎着手枪冲在最前头，后面战士咬牙跟上。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敌人的机枪手盯住了他。 一梭子子弹把左腿打成血团，他顺势滚进旁边的沟里，心里清楚，多半是回不去了，还给自己留了一发子弹。 附近部队听着枪声赶过来，把黑神庙拿下，又沿着沟沿找伤员，才把他从血泥里抬出来。 部队把遵义一座天主教堂改成临时医院，担架一抬进去，医生看了一眼伤口就沉下脸。 麻醉药用完，只能拿鸦片泡水凑合着顶，灯下开刀忙到深夜，左腿里的碎骨和弹片一点点抠出来，他没完全迷糊，疼得直冒汗，嘴里还憋着“杀呀”这句话，屋里的人谁也说不出话。 命总算保住了。 红军在娄山关打赢，很快又得转移，他腿动不了，嘴上还嚷着要跟队。按当时规矩，他那个级别不够一路被抬着，上级还是拍板，让战士用担架把他抬走。 路上伤口越来越糟，感染随时可能要命，只能咬咬牙，决定把他安顿在地方。 队伍走到遵义一处小山村，找到当地财主宋少前，把孔宪权留在宋家，还留下一个医生和一个通信员，交待三百大洋。临走时，特意拍了宋家房子的照片，叮嘱财主，人要照顾好，将来红军会记这个人情，要是出了事，这张照片就是凭证。 伤太重，他在宋家躺了整整二十个月，才勉强能下地走路。 左腿短了十公分，一走路一高一低，人也就成了跛子。他主动让医生和通信员回部队，自觉不该再拖累组织。能自己挪步之后，跟宋少前提起，想找机会回队伍。 宋少前一下急了。 红军当年交代得明明白白，人要在他家养着，将来还要查的。万一哪天真有人回来打听，孔宪权不在，宋家怎么开口。 他心里拎得清，自家性命压在人家手里，不能翻脸就走。 孔宪权想了几夜，明白这一层，只好咽下这口气，把参军的念头硬生生压回去。 三百大洋花得差不多了，宋家肯留人，他偏要自己找路。 先干的是走街串巷的卖货郎，心里盘算着一边卖货一边打听组织消息，没多久，这条腿扛不住天天跑，他只好认栽。后来改学泥瓦匠，活不算轻，讲究一个踏实，这一点他合适，附近谁家盖房翻修，都爱叫这个“跛子瓦匠”。 在遵义，他成了家，靠泥瓦匠的手艺把日子撑着。 钱来得慢，家里一有大开销就紧巴，妻子忍不住埋怨，他听在耳里，只能闷着头干活，心里清楚，身上的伤已经把路子缩小了。 转机落在一张报纸上。 一九五零年的某一天，他干完活，在街边翻报纸，忽然看见“杨勇”“苏振华”这两个名字。那些年在战壕里一块扛过命的人，如今成了贵州的省军区司令员和政委，他心里先是一热，紧跟着生出一个念头：写封信试一试。 几天纠结过去，信写出去了，就那几句话。 杨勇接到信，愣了半晌，谁都知道，这个名字原本挂在“牺牲”一栏里。 苏振华听说后，当即表示得弄清楚，部队很快派人去遵义山区调查，人找到了，事就顺了。 杨勇给孔宪权回信，说会想办法安排工作，又出具证明，帮他恢复党籍。 遵义地委核实履历，把这些年的经历问清，确认他是老红军，还识几个字，就把他安排成第七区副区长，当地老百姓知道他是红军出身，说话做事靠谱，工作推开得挺快。 1952年，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建。 负责人一看，当年在遵义打过仗、亲眼见过会议的人不多，孔宪权算一个，又有组织能力，就把他请了过去。他带着人访老人，跑旧址，征集文物，收集资料，又组筹备处，让人一村一村地跑，最后征集了一千多件文物。 纪念馆在1957年正式对外开放，他成了第一任馆长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