胡适的《蝴蝶》是经典还是丢人现眼？这首诗被编入中国语文教材，很多人表示疑惑。觉得

胡适的《蝴蝶》是经典还是丢人现眼？这首诗被编入中国语文教材，很多人表示疑惑。觉得这首诗直白平淡毫无韵味和意境可言，也有无病呻吟的嫌疑。 翻开课本，几行字躺在那里：“两只黄蝴蝶，双双飞上天……”有人看了一眼，心里就犯嘀咕，这就是要孩子反复背诵的“名篇”？前几年《守时的柳传志》跑到福建小学一年级“诚信教育”里，把全国骂声招了一遍，好不容易撤下去，这回换成胡适的《蝴蝶》进教材，老百姓那点耐心又被试探了一回。 问题就两个：诗行不行，人靠不靠谱。 先看这首《蝴蝶》。开头两只黄蝴蝶一起飞上天，画面挺直白。紧跟着一句“一个忽飞还”，读懂了字面意思，心里还是打问号：这只蝴蝶为啥又飞回来了，是怕高，变卦，还是作者一时兴起加了一笔？接着冒出来“剩下那一个，孤单怪可怜”，读到这，连那只蝴蝶落在什么地方都没弄清，只听见作者替它下了个“可怜”的判断。 结尾那句“也无心上天，天上太孤单”，再看开头“两只黄蝴蝶，双双飞上天”，前后对照，像两段临时拼在一起的小作文，情绪有，筋骨松。 古人写蝴蝶，是另一种路数。王驾雨后看花，随手一句“却疑春色在邻家”，春天就被推到墙外；李贺写“东家蝴蝶西家飞，白骑少年今日归”，蝴蝶一晃身，少年就回来了；寇准看玉蝴蝶花，“装成蝴蝶满纤枝”，连造化都被写得有点调皮。 几个句子转下来，人没怎么出场，天地已经活了。 再回头看《蝴蝶》，两只黄蝴蝶除了黄，没牵出季节，也没牵出人物兴衰，只剩一声叹气式的“孤单可怜”，级别差不多就停在最粗浅的“物境”。 王昌龄说诗有物境、情境、意境，王国维又分“有我之境”“无我之境”。 拿来当把尺子量一量，差距就出来了。《蝴蝶》里，看不见一个清晰的“我”，也看不见被蝴蝶带出来的世界，只剩一团模糊情绪在那儿打转。换个普通作者署名，多半只会躺在旧报纸角落，很难轮到课本里占位。 争议还不只在诗上，还绕着“胡适”这两个字打圈。 很多人提起他，先想到白话文、新文化、大学校长，再往后翻近代史料，这个人的另一面也不太好回避。 抗战前后，南京上层有个所谓“低调俱乐部”，一帮政学军界人物凑在一块，主张对日“低调”，多谈和解，少提硬抗，胡适也出入其中，这在一些研究和档案里写得很清楚。 站在战时气氛里看，这套“低调论”很容易被看作软弱退让。 蒋介石对胡适的看法就在日记里摆着：一九六二年胡适猝死，他先记了“闻胡适心脏病暴卒”，过几天又写“胡适之死，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，乃除了障碍也”，词句不客气，还给了“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”“狐仙”“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”这一串标签。 对自己多年的老朋友能写出这么重的话，说明在蒋眼里，胡适早就不只是“学者”三个字那么简单。 文化观念上，胡适那一套也常被人横眉。 支持文字改革，把汉字拉丁化当成一种“捷径”，不少人听到“废除汉字”这类说法，本能就把他归到“要掀老祖宗牌位”的那一边。 再叠加坊间流传的那些私生活故事：婚后屡屡越界，情感关系剪不断理还乱，对学生、对朋友的分寸模糊，整个人物形象在很多读者心里就变成一句话：学问有一摊，做人一摊，掺在一起味道不太好。 这些印象一旦和《蝴蝶》绑在一起，课本里的那几行字就不再是简单的“蝴蝶飞上天”，而是变成“这个人值不值得孩子学”的缩影。有的评论干脆搬出汪精卫来做对比：汪在狱中写“慷慨歌燕市，从容作楚囚，引刀成一快，不负少年头”，气势确实有，可一想到他后来做的事，多数人宁愿把这首诗关在史书里，也不想放到课本上给孩子当口号念。作品好不好是一回事，进不进教材是另一回事。 这几年网上挨骂的诗不止《蝴蝶》一首。 贾浅浅写《雪天》，几句“你尿出一条线，我泚出一个坑”，一下子点燃了读者的火气，有人笑，有人骂，还有人直接拿它当典型，指着这类作品问一句：这是在给诗歌上课，还是在消耗大家对文学的耐心。 把《蝴蝶》和《雪天》放在一起比较的声音，嘴上说的是“半斤八两”，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：凭什么有些作品，靠着一串闪亮的姓氏，就可以轻易钻进公共空间最醒目的地方。 教材一旦成册，孩子手里拿的就不只是一叠纸，而是一套被大人们筛过的价值表。 柳传志走进“诚信教育”，又被骂出来；胡适的《蝴蝶》飞进课本，绕一圈争论不知道会飞到哪里。 读者心里想要的，其实不复杂：诗可以朴素，可以小，可以是试验，也可以带争议，可起码得让人看得出工夫，看得见真味，更经得起那句简单的追问：撕掉名头，只凭这几行字，本身扛不扛得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