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，毛主席率众入驻中南海，一股强大的气势，扑面而来。 时间往前推几个月，这地方实在寒碜。 湖水发黑，淤泥成片，岸边堆着破桌椅和烂木板，垃圾随风打圈。谁也想不到，这片烂摊子要当新中国的“心脏”。 叶剑英看得远，早早叮嘱张明河，解放军一进北平，先把中南海控制住。 部队进城那天，市民挤在街边看队伍，李光带着一个班悄悄从西门进去，警戒线一圈圈铺开，这块旧园子先被牢牢按在了手里。 同一时间，西柏坡那边，周恩来把齐燕铭、申伯纯、夏杰、陈群海叫到屋里，交代一句：进城，接管中南海和北平饭店，为党中央进驻、为新政协做准备。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下午三点，吉普车停在中南海门口，几个人推门进院，旧政权最后的影子从这时候开始往后退。当天夜里，夏杰和陈群海住在园里，半夜听见墙外响动，追出去只见一个黑影翻墙逃走，人在暗处，东西在明处。 在一间乱成一团的房间里，两人翻出不少被国民党查抄的进步刊物，其中一本石印小册子封面写着“毛泽东论辩证法”，在那个年代，这样的书只能小心翼翼地在手里翻。 二月七日，新组建的中央公安纵队警卫第一师第一团正式驻防中南海。 齐燕铭和统战部、交际处干部合在一起，成立“中南海办事处”，由周子健负责。 这个办事处名头不大，活计不少：把院里成百上千间房屋逐间登记，位置、面积、家具设备一一记清；查屋顶、看墙体，排修缮计划；联系城里部门检查电路、道路、上下水，重新拉电话线；再组织人手下水清淤，往外运垃圾。 忙到“五一”前后，两千多间房屋修好，颐年堂、勤政殿、政事堂、怀仁堂、瀛台都整饬一新，中南海重新注入河水，风一吹，湖面显出一点亮色，这地方总算有了“中枢”的架势。 空间理顺了，制度也要立起来。一九四八年“五一”前夕，中共中央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，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和社会贤达纷纷响应。 六月十五日，新政协筹备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，毛主席出席并当选筹委会常委会主任。 九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同样在怀仁堂召开，中国共产党、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六百六十二名代表聚在一起，给新中国“搭架子”。 九月三十日，会议选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，毛主席当选，礼堂里掌声长时间没停。他在宣言中说，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，这句话落在当时人的心里，是实打实的变天感。 这次会议还定下许多今天已经习以为常的安排：新国家定名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，纪年采用公元，把“北平”改名“北京”并定为首都，以五星红旗为国旗，在正式国歌未制定之前，以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作为国歌。与这些决议一起通过的，是共七章六十条的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》，对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以及各项基本政策作出系统规定。一九五四年制定宪法时，其中不少原则被直接写进宪法正文，《共同纲领》成了新中国宪政史上的第一份纲领性文件。 政治蓝图在怀仁堂铺开，日常工作更多落在菊香书屋和西花厅。 菊香书屋是个简朴的四合院，北房几间，东头两间给毛主席休息，床上书多，人少；东厢房当办公室，会客、开会就在几把椅子之间挪。 院里那七棵老柏树，树干粗得要两人合抱，树冠压下来一大片荫凉。 毛主席看了心里喜欢，说这些树少说也活了几百年。夏天闷热，警卫员孙勇他们就在树下搭帆布棚，挂上灯，摆上藤椅和茶几，茶几上搁几把蒲扇和一些驱蚊的小东西。很多文件在树下批阅，很多会在树下开，这片阴凉成了另一个会议厅。 毛主席住进菊香书屋后，叶子龙请他去颐年堂看一看。堂外还是旧时皇家模样，堂内龙椅、屏风、长条桌和一屋子古董。毛主席看完，只提两点：所有这些旧物一律搬走，交给故宫博物院；堂里加上卫生间，换上小圆沙发、长条桌和普通椅子，再腾出几间小饭厅和服务用房，将来在这里接见外宾、召开政治局会议。 龙椅退场，沙发登场，中南海的“坐相”悄悄从皇家的高高在上，变成新国家的平视对话。 周恩来的长久落脚点在西花厅。 北平和平谈判期间，他白天在中南海勤政殿同对方谈判，夜里回香山向毛主席汇报，两头奔波，人像拧紧的发条。后来在颐年堂后院东侧给他腾出办公室和卧室，他才有了能安睡几小时的地方。 一九四九年六月中旬起，中央机关陆续搬进中南海，菊香书屋正式交给毛主席居住，西花厅成了周恩来的常驻地，他在那里面对成山的文件，一住就是二十七年。 毛主席点头搬进中南海，是在九月初。叶剑英向中央报告，香山到城里来回路远，又牵扯安全，建议中央和毛主席一起迁入中南海。毛主席心里清楚这里过去都是谁住，总有几分别扭。 政治局专门为此开会，大家把利弊掰开来讲，最后得出一个结论：得搬。 会后毛主席对叶子龙说了句顺口话，说听人劝吃饱饭，搬就搬吧，让大家准备准备，进城住下。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，他正式入住丰泽园菊香书屋，菊香书屋和中南海，从这一天起被写进了新中国的年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