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8年4月，联合国副秘书长谢夫钦柯将手枪子弹压满钻进了一辆美国轿车。 几个小时后，汽车停在了美国中情局总部大楼前，谢夫钦柯长舒一口气，从容地走了进去。随后，美国公布了一条爆炸性消息：苏联公民谢夫钦柯已经叛逃美国！然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这位苏联政权重量级官员竟是美国间谍！ 1978年4月的纽约，夜里带着点潮气。 谢夫钦柯把手枪掏出来，子弹一颗颗压进去，压到满仓，手指头都发硬。人们白天见到的他，是联合国副秘书长，讲话慢条斯理，脸上像贴了层礼貌。 可那一晚，他钻进一辆美国轿车，车门一关，心就像被人拎起来悬着。 几小时后，车停在美国中情局总部大楼前，他长舒一口气，抬腿走进去，步子还装得挺稳，掌心却是湿的，像刚从水里捞出来。消息很快传开，美国说苏联公民谢夫钦柯叛逃了，更扎眼的是那句，他还是美国的间谍。 他不是突然变坏的妖怪，也不是街头混混。 谢夫钦柯出生在乌克兰东部的矿业城市戈尔洛夫卡，长在苏联式的课堂和口号里。 1956年，他从苏联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法专业毕业，被分到苏联外交部，进了联合国裁军事务司里主管裁军的特别科。裁军听着像纸面文章，实则每一行字都能让谈判桌上多一寸火药味，少一寸退路。能坐到这张桌边的人，本来就不多。 他的上升转折，来自一次碰巧说上话的机会。 赫鲁晓夫带团去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，谢夫钦柯混在代表团里，瞅准空当单独接触赫鲁晓夫，两人聊得投机，旁人的眼神立刻不一样。 不久他被提拔为代表团宣传和政治事务部主任。 1973年，43岁的他被任命为联合国副秘书长，位置一下抬高，接触的圈子更杂，手里过的材料也更敏感。 1977年，莫斯科那边忽然觉出味道不对。 苏联同美国谈限制武器，美方对苏方立场和政策了解得太细，像提前翻过底牌，裁军谈判里还表现出一种过分的预见性。 苏联怀疑出了内鬼，命令克格勃立刻调查。 查了一年多，结论落地，确实有人泄密。嫌疑人被压缩到三位：驻美大使多伯雷宁、驻联合国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、联合国副秘书长谢夫钦柯。 安德罗波夫指示继续深挖，克格勃干脆设套。这种局不靠吼，靠耐心，靠盯人盯到他自己露馅。 三份一模一样的绝密文件，同一天送到三人手里，写的是限制武器谈判的最新立场。 两位大使没露出什么破绽，谢夫钦柯却想方设法摆脱监视。 谈判第二天，苏方代表发现美方早已知道文件内容，那条线像被人一把扯直，尾巴也露出来。苏联当局决定召回谢夫钦柯。 召回用的说法还挺温和，电报先夸他工作出色，还说让他继续留任两年，又以便于在纽约继续工作为由，要求他回莫斯科详谈。 谢夫钦柯读完就起鸡皮疙瘩，他明白这是糖衣裹刀。 工作上并没有火烧眉毛的事要回国谈。联合国秘书长正在欧洲访问，副秘书长必须负起全权责任，苏联高层不可能不清楚。明知如此还叫他回去，意思就很明显了。 他想到克格勃对待间谍的手段，脊背发凉，心里只剩一个念头，回国就是送命。 路摆在眼前，只有叛逃一条。 更深处的原因也不难看出来，他对苏联并没多少好感，报考国际关系学院也不全是热爱外交，更像想找机会出国见见世面。 他早就对欧美制度心向往之，盼着过一种被他称作自由的生活。 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后在纽约待久了，他越发迷恋那套生活方式，时间一长，心里最后一道防线就塌了。 他同美国人搭上线，起初也不是一拍即合。 一次外交晚宴上，他把一位带中情局背景的美国官员拉到旁边，压低嗓子问，投向美国能得到什么好处。 对方起初不信，觉得他在开玩笑或者别有图谋。 谢夫钦柯没靠嘴皮子硬撑，他把机密文件通过不同渠道送到中情局，一份接一份，疑虑才慢慢散。 为表诚意，他还帮助不少中情局特工打入苏联的情报机构，这一手更狠，也更招人恨。 他清楚暴露只是早晚，联合国总部几乎遍布克格勃特工，叛逃不成就要命。 召回电报一到，他立刻通过紧急秘密联络渠道联系中情局，说明处境。对方回得干脆，明天深夜行动，有车接应，沿途有暗哨保护。 4月6日这一天，他从早到晚都在焦躁里打转。 表面上他装作整理回国行李，私下里不停同中情局联络敲定细节。 天黑后，他告别睡梦中的妻子，独自回办公室。窗户玻璃上出现约定的光圈暗号，他抄起手枪冲出去，心里已经做好碰上克格勃就开枪的准备，拼命也要闯过去。 那晚没有意外，美国人把路清得干干净净。 几小时后，那辆车停在中情局总部前，他走进去时那口长气，像从喉咙里扯出来的。 克格勃事后追查发现，在叛逃前两年半里，他为美国提供的情报多到难以计数，造成的损失，过了很多年仍没法完全查清。 纽约的街灯照着车尾一闪，人就不见了，只剩一堆文件影子，冷冷地躺在桌面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