许多人对林徽因的容貌提出质疑。观察这张照片，它定格在1936年北京的雪天，当时32岁的林徽因宛如一幅艺术品。与她卓越的才华相比，她的外貌显然可以被忽略。 三十二岁的冬天，北京下着雪，北总布胡同的小院蒙着一层白气，那张一九三六年的照片就是那天按下的。 林徽因坐在屋里，身子微微一侧，眼睛落在佛像上，脸上看不出喜怒。 后人把照片放大来放大去，争来争去一个问题：算不算“美人”。 她早把话撂下：“什么美人不美人，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事可做似的，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。”这一句把门一关，镜头里那点眉眼立刻成了小事。 那些“事”里，冒头的是求学。二十年代中段，年轻夫妇坐船出海，一九二四年到了美国。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看着这个中国女孩，摇头，说制度不允许。门关上，她钻进美术系，把建筑课一门门选了，成绩好得两个系都记住名字。还挤出时间去耶鲁戏剧学院，学舞台美术设计，画布景、想灯光，上过台。 一九二八年回国办婚礼，别人穿雪白婚纱，她挑布画纹样，自己设计一身带东方味的嫁衣。照片登报，读者先看衣服，再看人。热闹散了，嫁衣进箱子，她心里惦记的是地图上的地名：山西、河北、陕西，哪一处还躲着老房子。 从一九三〇年算起，十五年里，她和梁思成拖着箱子跑了十五个省、一百九十多个县。火车颠，骡车晃，赶不上车就搭板车，到了地方爬木梯、上屋顶，量梁画柱。粗一合计，两千七百三十八处古建筑被记在纸上。夜里住破庙，风一吹门板乱响，她缩在被子里咳一阵，早上照旧往梁上爬。 去山西豆村那回，身体已经不好，人还是硬撑着走山路。进了佛光寺，见到那一排排老梁老柱，心里都明白，这是唐代留下来的真家伙。那时候，日本学者关野贞断言，中国境内看不见唐代木构，要看得去京都、奈良。等到这座寺庙站到面前，那句“唐风依旧在中华”，像是从胸口顶出来的。 外头打仗的消息，总是慢半拍传进山里。一九三七年七月，卢沟桥已经开火，她和梁思成还对着佛光寺的斗拱击掌。几天后才听说事变，回程路上写给女儿的信，字不多：“现在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，什么都不怕，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。” 外界更爱聊的，是她和几位男士的那些故事。徐志摩写信，说自己累得笑都挤不出来，“那笑仿佛离嘴有半尺来远”。她回信干脆，说自己“降下了帆，拒绝大海的诱惑，逃避那浪涛的拍打”。谁在追浪，谁在收帆，一清二楚。感情有，分寸也有，不肯拿整个人生去换一时心动。 真正托住她的，是文字，也是图纸。《你是人间的四月天》那几句“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，是燕在梁间呢喃，你是爱，是暖，是希望”，被抄来抄去，已经快成口头语。翻到《莲灯》，语气就变了：“荧荧虽则单是那一剪光，我也要它骄傲的捧出辉煌，不怕它只是我个人的莲灯，照不见前后崎岖的人生。”说的是灯，更像她自己：光再小，也要自己掌灯。 写建筑的时候，她下笔也带火气。写北平郊外的城楼和殿基，说那些地方“在灵魂里都在诉说，歌唱时间难以置信的变迁，由温雅的儿女佳话，到流血成渠的杀戮”。读到这句，很难再只把她当作谁的“白月光”，更像看见一个对砖石会心软、对历史会动气的人。 新中国成立以后，病往身上压得更重。肺病一犯，连多说几句都要喘，可国徽的图案还在改，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花环还要推敲，城楼怎么立，麦穗怎么绕，她都一笔一画抠。北京古城墙传出要拆的消息，她躺在床上听完就急了，拍床板，说“你们会后悔”。 她盯着的不光是城墙。景泰蓝手艺眼看要断，她在清华拉起一个抢救小组，白天跑作坊看手工，夜里整理资料，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。敦煌那些边饰纹样，她拿着图案琢磨怎么用在新东西上，学生里走出常沙娜这样的名字。 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，这个忙着的人停了下来。留下的是散在报纸、期刊、档案里的诗、小说、戏剧、论文、画稿，还有一摞摞信。很多年以后，儿子梁从诫把这些东西一点点捞出来，编成四卷本的《林徽因集》。一卷放小说、戏剧、翻译和书信，能看到她和胡适、沈从文、朱光潜、陈岱孙的来往；两卷看建筑和美术，大量古建照片和手绘都压在里面；还有一卷收她的诗歌和散文。 这套书的装帧有讲究：书口刷仿古梁柱彩画，四册并排像小廊，封面用她在北总布胡同三号对佛像沉思的侧影，叠着手稿和建筑手绘，底色由翠绿走到海蓝，配上印着她真句子的语录书签，把这一生的气质锁在纸上。 照片上的脸会老，纸张也会泛黄。一九三六年那张雪天的照片还在，佛光寺的梁柱还在，《林徽因集》一页页翻过去，人也就有了另一个模样。再看那张侧影，眼睛大不大、鼻梁挺不挺，都成了小题目，更扎在心里的，是那句略带倔强的话：女人有事要做，这些事做完了，才轮得到别人来评头论足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