演员史可说：“2001年，我在瑞士生下大儿子，我的洋婆婆就只来看了我一次，还前呼后拥的牵着几条大狗，告诉我，我没义务帮我的孩子再带孩子，溜达了一圈，完了就走了。” 2001年的瑞士，一家医院的病房门里，门一开，进来的不是端着热鸡汤的家里人，而是一群前呼后拥的大狗，牵狗的是个打扮得挺讲究的瑞士老太太，她是史可的婆婆。 这是她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来看刚生完孩子的儿媳妇，老太太压根没在这间满是奶味和消毒水味的房间里多待，她像个来视察地盘的老贵族，牵着狗在病床边绕了一圈。 没问一句“难受不”，也没伸手抱一下正哭的孙子，她就留下个镀金的小铃铛，甩下一句冷冰冰的话：“我没义务给你带孩子。” 说完，人走了，狗也跟着撤了，留给史可的，只有那个冰凉的小铃铛、涨奶的疼，还有一场彻头彻尾的文化冲击。 而这时候，距离她在地中海游轮上遇到那个瑞士男人、轰轰烈烈坠入爱河，才刚过了一年多， 她这才反应过来：自己是嫁给了这个瑞士人，但却根本没踏进他那个家庭文化的门。 新生儿是全家的宝，是香火的延续，爷爷奶奶恨不得把整个家都搬进医院，热汤热饭是基本的，抢着抱娃是应该的，这叫“隔辈亲”，是刻在骨子里的家族责任。 可在瑞士，逻辑彻底反了，他们那讲究的是极致的“个人界限”，在他们看来，爱你的最高境界，是“尊重你的独立”。 这套道理写在书里挺通，可扔给一个刚剖完、语言不通、激素乱飙的中国产妇，就只剩下一种叫“冷漠”的折磨。 那段时间，史可过得特别惨，孩子半夜哭，她得拖着虚弱的身体自己换尿布，原本指望的那种全家围着的温暖成了奢望，她像个被扔在荒野里独自硬扛的人。 谁想得到，这个在瑞士病房里连口热饭都吃不上的女人，曾经是80年代最耀眼的女明星之一，“五朵金花”里就有她。 1985年，史可和巩俐是同班同学，《红高粱》选角时，她争“九儿”输给了巩俐，这成了她心里一直过不去的坎。感情路上她也走得磕磕绊绊。 第一段婚姻嫁给了音乐人黄小茂，结果两人忙起来一年都见不上一面，这种日子最终把感情耗干了。 所以当2000年秋天那个像奇迹一样的相遇发生时，史可几乎想都没想就抓住了。 那真是个小到不能再小的概率，先是在地中海游轮上惊鸿一瞥，两人连电话都没留就分开了，结果几天后，在苏黎世机场，命运硬是把剧本改写了。 当时机场就两架飞机，一架飞北京，一架飞苏黎世，就在这仅有的两个登机口，他们又遇上了，这回，那个叫柯利泽的瑞士男人没再错过，直接要了邮箱。 接下来8个月，他们每天一封邮件地狂聊，这种柏拉图式的精神交流让史可产生了一种错觉：她觉得自己已经完全懂了这个男人，和他的世界。 后来她才明白，她还是把跨国婚姻想简单了，邮件里能聊莎士比亚、聊阿尔卑斯山的雪，可邮件里写不出“坐月子谁洗尿布”这种扎心的现实。 2001年那场“铃铛事件”，成了这段婚姻最残酷的考验。 要按正常剧情走，这大概率会变成“到底回不回国”的吵架大战，最后以离婚收场，毕竟，让一个在瑞士拿着高薪的金融精英放弃一切来中国？听起来就像做梦。 可柯利泽做了一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决定，他读懂了妻子的绝望，他明白了，那个精致的瑞士从来不是史可的家，只是个漂亮的牢笼，那里的空气再清新，也暖不热一颗孤独的心。 这里没有她习惯的舞台，没有热腾腾的汤，只有让人喘不过气的“边界感”，就这样，一场关于谁当家作主的拉锯战开始了。 柯利泽辞掉了工作，他放弃了在苏黎世的高薪职位，跟史可一起搬到了北京，这不只是换个地方住，更像是对瑞士婆婆那套规矩的温和反抗。 到了北京，整个故事彻底反转，在瑞士可能只会滑雪、看报表的金融精英，到了北京，变成了“超级奶爸”，他开始学着给史可炖补汤——婆婆没给的那些温暖，丈夫加倍补回来了。 这种“女的在外打拼、男的顾家带娃”的模式，硬是让这段跨国婚姻在北京扎下了根，等到2008年他们二儿子出生，这个家已经摸索出了一套中西合璧的过日子方法。 也许这才是成年人婚姻的真相：我们改变不了对方背后的整个文化，但我们可以一起开着小船，去向更温暖的地方，对史可来说，那个地方，叫北京。主要信源：（中国新闻网——46岁史可外籍富二代老公曝光 孩子调皮搂父母(图)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