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9年 ，一位老人为了证明自己是老红军，不顾危险在北京拦下一辆军官的车，眼看大家不相信，老人直接喊道：“我是三号花机关呀！”这句话让车上的人呆在原地。 1979年5月的北京，最高检察院门口，警卫突然紧张起来——一辆挂着军牌的车正要开出来，车里坐的是刚刚上任的检察长黄火青，他以前还是红军第九军团的政委。 车刚要动，一个穿着破烂、说话带江西口音的老头，猛地冲过警戒线，他没介绍信、没预约，什么凭证都没有，就凭着自己一把身子骨，直接拦在车前，警卫喝止他，他也不退，反而对着车窗大喊了一句谁也听不懂的话：“我是三号花机关！我是三号花机关啊！” 车窗慢慢摇下来，这句听着像胡话的喊声，却一下子撞开了黄火青封存四十年的记忆。 那时候还没完善的档案系统，打仗的时候什么纸头都可能烧掉，人和人相认，不靠公章，靠的是这种一起经历过生死的“活密码”。 “花机关”不是武器，是当年红九军团宣传队演的一出话剧《花机关》，“三号”就是戏里的一个角色——而眼前这个被生活磨得不成样子的老人，就是当年那个“三号”：肖成佳。 为了进一步证明，老人迎着冷风，抖着声音唱起了一首苏联歌《杜娘歌》。 这歌是当年红五军团宣传队常唱的，只有那批人、那个年代的人，才懂这旋律的意思。 1934年，肖成佳手上管过的不是现在这点零钱，而是整整十万银元，长征路上，他负责把这笔巨款安全护送到中央，那是革命的命根子，也是对他最大的信任。 1937年，西路军在古浪吃了败仗，肖成佳头部中弹，被人从尸体堆里拉出来时，部队已经打散了。 之后他被马家军俘虏。他母亲为了赎他，卖了家当，凑了三十块大洋才把他换回来，从一个经手十万银元的红军干部，到只“值”三十块大洋的伤残还乡人，他的人生从这里断成了两截。 回到江西泰和老家，日子并不好过，头里的弹片让他记忆受损，丢失的档案让他身份成谜，之后二十多年，他是村里的笑话。大家都叫他“老红军”，但这称呼里全是嘲讽。 没有红头文件承认的过去，在别人眼里就是“发疯”，1978年，国家开始统计退伍红军，这本来是肖成佳最后的机会，但村委会的人看他整天糊里糊涂，直接以“精神有问题”为由，没报他的材料。 这一下把他打醒了，他明白，在这个村里他永远证明不了自己，他卖了家里最后一点值钱的东西，凑出一点路费，决定去北京。这是一场赌上尊严的最后一搏。 在北京，他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找门路，没有介绍信，他连大门都进不去，最后他只能用了最笨、也最危险的一招——拦老首长的车。 黄火青当场请他进办公室，两个老人面对面坐着，中间隔的是从长征、抗战到文革的几十年时光。 那天，黄火青亲手写了一份证明，还自己掏钱给了他路费和吃的，这张纸，比什么都重。 它启动了国家的核查程序，很快，从宁都起义到红五军团，从四渡赤水到古浪战役，档案馆里那些沉睡的记录被一一翻出，和肖成佳的回忆完全对得上。 当盖着国徽的文件发回江西泰和县时，整个村子都安静了，肖成佳被正式认定为“在乡老红军”，那些曾经笑他的人，不得不重新看向这个早已驼背的老人，低声说了句对不起。 肖成佳不在乎什么待遇，他拼了命去北京，只是想把自己被揉皱了的名字，重新展平，端端正正地写进历史。 因为他知道：那十万银元是真的，脑袋里的子弹是真的，“三号花机关”，也是真的。主要信源：（搜狐网——1979年，老兵肖成佳进京求见副国级领导，一首军歌自证红军身份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