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元1863年12月7日晚，李鸿章在江苏抚台衙门（原忠王府）大摆宴席二百五十桌，热情款待长毛降将郜永宽、汪安钧、伍贵文、周文嘉等四王所属旅帅以上的军官两千余人。 这事儿，咱们得从几天前说起。 当时李鸿章的淮军，还有那个英国人戈登的“常胜军”，把苏州围得跟铁桶一样。城里守将是忠王李秀成的“四大金刚”之一，慕王谭绍光。但城里快断粮了，人心惶惶。 这时候，谭绍光手下的几个“王”——郜永宽、汪安钧这些人，动了歪心思。他们不想陪着谭绍光一起死。于是，他们开始秘密联系城外的清军。 他们的“投名状”是什么？苏州城，以及他们老大谭绍光的人头。 12月4日，这几个人在慕王府的会议上突然发难，刺杀了谭绍光。第二天，他们就开城门，把苏州“献”给了李鸿章。 按说，这帮人是“大功臣”啊。李鸿章能兵不血刃拿下坚城苏州，全靠他们“反水”。李鸿章设宴款待，给他们接风洗尘，似乎合情合理。那两千多名降将，也个个喜气洋洋，以为自己从“长毛”变成了清军军官，后半辈子稳了。 可他们都忘了李鸿章是什么人。 李鸿章，那可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“裱糊匠”。他见过的背叛，比我们看过的电视剧都多。 咱们设身处地想想李鸿章的处境。 他面前有两千多名刚刚投降、但武器还在手上的太平军军官。这群人的大部队还在城外，只是暂时放下了武器。这些人，昨天还在跟清军拼命，今天就来吃你的酒席。更要命的是，他们是靠“杀老大”才换来的这场酒席。 李鸿章心里能不打鼓吗？ 对李鸿章来说，接纳这群降将的成本高得吓人。 第一，他们不可信。今天能杀谭绍光，明天缺粮了，会不会杀李鸿章？这种人，你敢把后背留给他们吗？ 第二，他们要价高。郜永宽这些人，投降的条件是：保留军队，官职不变，还要高额赏赐。等于是在清朝内部再造一个“小太平天国”。 第三，他们是惯犯。这帮人都是老兵油子，打仗个顶个的猛，但军纪极差。放任他们在江南，就是放虎归山。 所以，当12月7日，这两千多名军官高高兴兴地走进忠王府，准备大吃大喝的时候，他们的命运其实已经定下来了。 这场宴席，从一开始就是个局。 李鸿章确实摆了酒席。但就在这两千多名中下级军官在宴会厅里推杯换盏的时候，他们的最高领导，也就是郜永宽、汪安钧等八个“王”，被李鸿章叫到了另外一个房间“单独谈话”。 谈什么？谈“待遇”问题。 李鸿章见面就给他们一个下马威，要求他们立刻解散部队，士兵交给淮军收编。郜永宽等人当场就急了，说好的条件怎么不算数了？双方开始激烈争吵。 根据一些史料记载，这些人甚至还穿着太平天国的衣服，拒绝剃发。 这就是在挑战李鸿章的底线了。 李鸿章需要的是彻底的臣服，不是一群讨价还价的“合伙人”。当他发现这群人根本管不住、也不想被管时，他动了杀心。 他找了个借口离开房间。预先埋伏好的刀斧手一拥而上，将郜永宽等八名太平军降将全部当场斩杀。 几乎在同一时间，宴会厅那边也动手了。 正在喝酒的两千多名军官，突然发现大门被关上，手持利刃的淮军士兵如狼似虎地冲了进来。 这时候，酒全醒了。 但李鸿章的目的不是把这两千人全杀了。如果全杀了，城外几万降兵立刻就会哗变，苏州还得再打一次。他的目的是“缴械”和“震慑”。 淮军冲进去，大喊：“只杀八王，余众不问！” 这两千多名军官，在死亡的威胁下，被迅速解除了武装，脱掉了军服，变成了彻底的“俘虏”。 二百五十桌的盛宴，瞬间变成了一个大型的“解除武装”现场。 这顿饭，是他们作为“军官”的最后一餐。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苏州杀降”事件。 这件事，在当时引发了巨大的国际风波。 那个英国人戈登，是作为“中间人”担保这群降将生命安全的。他一听说李鸿章把他担保的人全杀了，当场气炸。戈登认为这是对他个人荣誉的侮辱，是野蛮的背叛。 戈登提着手枪，在苏州城里满世界找李鸿章，要跟他决斗。 幸亏李鸿章提前躲起来了，不然淮军统帅可能就交代在自己人手里了。戈登甚至气得要辞职，还想把“常胜军”拉走，反过去打李鸿章。 在戈登眼里，“信用”和“契约精神”是第一位的。说好不杀，就绝对不能杀。 在李鸿章眼里，“稳定”和“政治大局”是第一位的。为了彻底解决苏州的隐患，牺牲几个“叛徒”的性命，背负一点“不讲信用”的骂名，完全值得。 李鸿章后来的原话是：“本为贼中悍匪，既屡次背叛，何能以忠义待之？” 意思很明白：他们本来就是叛徒，我凭什么要对他们讲忠义？ 他用一场血腥的背叛，终结了另一场背叛。 这场二百五十桌的酒席，吃的是酒肉，喝的却是人心。它像一个冰冷的手术刀，精准地切掉了太平天国在苏州最后一点反抗力量，也彻底暴露了乱世之中，人命与信义的真实“价格”。 那一天，苏州忠王府的酒，一定很烈。但比酒更烈的，是李鸿章的手段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