贺晓秋曾两次救下毛泽东，建国后其子上北京被毛主席接见，主席说道：我给你两个特权！ 一九四九年十月，韶山传来消息：新中国成立，毛主席当了人民政府主席。 贺晓秋听完，心里像有火苗在跳，翻来覆去一夜没合眼。激动归激动，脑子里还是装着乡下那点事，田里收成咋样，干部办事顺不顺，老百姓嘴里嘀咕什么，他都记着。 十二月二十二日，他提笔写信去北京。信里不光是问候，也把家里和乡里的情况摊开来讲，还把地方工作里的毛病一条条说清楚，话不拐弯。写这种信挺冒险，乡里人都懂：话说重了容易得罪人，话说轻了又白说。贺晓秋偏就选了实在那条路。 毛主席收到信，很高兴。 回信拖到次年四月十九日，那段时间出访苏联，事情一摞一摞压着。回信不长，毛主席不爱写长篇大论，先说收到信心里欢喜，接着把信里提到的缺点点了一下，话落得干脆：“各项工作缺点，应当改正。”一句话像钉子，钉进纸里，也钉进人心里。贺晓秋明白，这不是客套，是信任。 信任也不是凭空来的。 贺晓秋一八九六年生在韶山乡韶光村，跟毛主席还有亲戚关系，算远房姑父的侄儿和继子，按辈分是表弟。两人小时候一起读书玩耍，泥巴路上打闹过，书桌前也并排坐过。毛主席后来外出读书走上革命路子，见面少了，情分没散。 一九二五年毛主席回韶山宣传革命，搞农民运动，组织农民武装斗争。贺晓秋也跟着动起来，加入革命队伍，跑前跑后。毛主席以秘密农协为中心，在湘潭西二区上七都建立雪耻会。贺晓秋帮忙送文书，张罗开会，还自愿给毛主席“保驾”。 他家底不薄，有三十多亩田地，守着地过日子本来稳当，为了农民活动田地荒了也不心疼，认准了就往前走。 更要命的是，他还真救过毛主席的命。 二五年八月，湖南省省长赵恒惕给湘潭县团防总局下密令，要“速派兵捉拿毛泽东，就地正法”。密电被县议会议员郭麓宾在县长办公室桌内看到，立刻派人送信去韶山冲。毛主席当时在谭家冲开会，送信的人脚不沾地又追到谭家冲。消息一到，毛主席匆匆扒了一口泡饭，乔装成郎中，坐上轿子，在贺晓秋等人护送下沿小道一路跑，躲过追兵，回到长沙。 还有一回追捕也凶，形势紧得像绷到头的麻绳。 贺晓秋和文涧泉乔装成轿夫，把毛主席送出韶山，还掏出路费。命是人家的，胆是自己的，做这事不靠口号，靠的是咬牙。 一九二七年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，贺晓秋和家人处境危险，只能带着妻儿流落他乡，日子苦得很。从那年起，他再没见过毛主席。建国后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写信，没想到真等来了回信。信一读完，他激动得奔走相告，嘴里喊着“主席三哥”还记挂着大家，说到动情处掉了泪。 贺晓秋后来果真“随时”写信，把乡下和家里的情况往北京送。 毛主席也没忘旧情。听说贺晓秋的儿子贺凤生得了严重骨髓炎，毛主席立刻汇去三百元人民币让他治病，过些日子又寄了一百元贴补家用。乡下人算账精，这两笔钱不只是数目，是一份记挂。 一九五七年十月，贺晓秋因病去世。 毛主席直到一年后才知道，心里难受，还带着责怪对贺凤生说：应该拍个电报，起码可以发封信或送个花圈。说着又低声念叨，贺晓秋是救命恩人，没有他们这些人舍身相救，自己恐怕早就不在人世。话沉下来，他又叮嘱贺凤生：革命成功靠的是千千万万个像贺晓秋这样的好人，巩固革命成功要靠你这一代和下一代的共同努力。 贺凤生听完，心里发热，又多了几分敬重。 上世纪六十年代，全国处在暂时困难时期。贺凤生当生产队队长，管着几百口人的吃穿生老病死，日子紧巴巴，他写信给毛主席，想进京当面反映农村真实情况。 毛主席很重视，派人把他接到北京，在中南海家里见了他。贺凤生把情况直说，毛主席反倒感谢，说这些消息有价值，都是自己“捞不到”的实情。毛主席又提醒他：生产队长担子不轻，不管部长县长还是生产队长，心里都得先想着为人民服务，共产党员要吃苦在先、享受在后，带好班子要像过日子那样，把人心拢住。 谈到末了，毛主席给了他一句硬话：“我给你两个权力，有困难可以随时找我，有什么情况也随时告诉我。社会上像你这样敢说真话的人太少了。”话说得直，像把门打开一条缝，让真话有地方进。 毛主席又先后接见贺凤生两次，每回他讲农村情况，毛主席都认真听，耐心问，态度明摆着：别怕讲。贺凤生回乡时，毛主席还送手表、钢笔、笔记本，之后又多次寄钱给他治病。 贺凤生把这些话记牢，回到乡下继续干活，直到退休，尽力把“为人民服务”落在柴米油盐里，没让父亲的名声和毛主席的信任打水漂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