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说贺龙不会称呼刘伯承、邓小平二位为首长？三位在西南局虽然有第一、第二、第三书记之分，但贺龙是西南军区司令员，实际上三位开国元勋级别是相同的，并无明显的上下级之分，所以不存在贺龙称呼二位为首长的情况，不然，第二书记刘伯承也要称呼邓小平为首长了。 一九五〇年初，歌乐山风很硬。成渝公路边站着一排排战士，车队到隘口，吉普一停，贺龙跨下车来，皮夹克一抖。刘伯承和邓小平早在路边等着，军装被山风吹得直响。 手刚握上，贺龙随口一句：“二位跑这么远接人，这个面子，不敢当。”称呼轻松，听着像老哥几个。那会儿，纸面上的头衔排得规整：邓小平是西南局第一书记，刘伯承是第二书记，贺龙是第三书记；军政委员会里，刘伯承当主席，两位任副主席；军区里，贺龙是司令员，邓小平是政委。要按官方说法，谁叫谁“首长”都有理，他们偏就不用这一口。 邓小平顺势说今天是“三龙际会”。贺龙是在风雨里闯出来的一条龙，刘伯承按属相也是龙，邓小平小一轮，同样属龙。刘伯承接一句，在大西南要闯出个样子来。山风一吹，三个人肩并肩站着，更像老战友撞个面，而不是谁向谁“请示”。 西南局里的不少小事，都对得上这股子味道。进城后开干部大会，刘伯承、贺龙、邓小平轮流讲话。稿子送到邓小平那儿，他只把前两位改了几笔，把自己那篇划掉，只留一句“邓小平也讲了话”。军政委员会讨论对外公布名字顺序时，刘伯承坚持照组织来，邓小平是第一书记，该排前。邓小平反过来推，说委员会是刘伯承当家，该他打头。话丢到贺龙那儿，贺龙点头，最后成了“刘伯承、贺龙、邓小平”这个顺序。 战场上的事，更把“首长”两字冲淡。解放重庆时，二野主力一路南北开花，重庆三面被围。北京来电，建议先稳一稳，等敌人多一点再合围。前线想到的却是重庆地下党送来的情报：军统特务已经对工厂、电站做了炸毁准备。刘伯承惦记西南全局，邓小平不愿重庆成废墟，两人合在一起，给毛泽东回电，提出提前拿下重庆。回信很短，只说“计划是适当的”。重庆提前解放，工业和人心都保住，这种互相信得过，很难用“上下级”来概括。 成都一战，把面子话说得更透。重庆之后，二野、四野从三面收紧包围，贺龙的一野十八兵团从北杀来，成都已经在合围圈里。二野的部队抢到狮子山，远远能看见城楼，有战士打趣说空气里像有小吃味。就在这时，邓小平给前方发指示：成都城由贺龙带十八兵团进，二野一兵一卒不进城。一句话，把“彩头”推给战友。贺龙走进成都，心里明白，这份风头背后，是刘邓在托。 乡下那块地上，三个人同样并肩。邓小平判断，西南真正的大战在农村，从清匪、反霸，到减租、退押，是西南反封建的“淮海战役”。军政委员会通过决议，今冬明春在农村铺开运动。消息传出去，农民说今年减租，明年分田。地主、旧军人、部分工商界人物却说地主也穷，押金退不起，说土改迟早要来，不必再折腾。 刘伯承在会上把话压得很硬，点明减租退押就是阶级斗争，不打垮封建势力，农民翻不了身，还让弟弟在老家带头减租退押。邓小平算账，说银元大头在地主箱底，只要肯掏出来，押金退得起；等农民组织起来，地主要再耍赖，只会吃苦头。贺龙把清匪、反霸、减租、退押四桩事合在一块讲，是西南斗争和全军那一冬那一春的主战场。运动铺开后，大部分西南地区卷进去，从地主手里退出来的押金、减掉的租子折成粮食，数字吓人。乡下人说“几辈子没见过这么好的事”，这话落在刘、邓、贺身上，都说得过去。 风向转冷时，三个人之间那点平辈感也没丢。五八年，全军反“教条主义”，刘伯承被扣上“教条”的帽子。邓小平坐在运动领导位置上，一边照顾大局，一边在毛泽东面前替老战友说话，提起二野打仗，特地强调没有司令员，就没有政委。后来林彪在会上讲二野主要靠邓小平，邓小平当场顶回去，说自己只是政委，没有刘伯承，就没有那些仗。多年以后，他代表中共中央承认当年的批判不公，肯定刘伯承是现代化、正规化建设的奠基人之一。 刘伯承去世那年，邓小平在悼词里提起一张旧照片。那是青年刘伯承照的，后来照片落在邓小平案头。悼词里有一句：人们习惯把“刘邓”连在一起，也觉得彼此难分。把这句话往前推，推回歌乐山那天的握手，推回成都城门前那封让城电报，推回西南农村那场“淮海战役”，三个名字始终挨在一起。这样的关系里，战友两个字压在最上面，“首长”反倒多余。贺龙嘴里的那声“二位”，已经把三个人在西南的真实位置交代得很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