毛主席亲自为陈宝仓将军签署烈士证书，编号为0009！ 陈宝仓1900年生在北京，年轻时考进清河军官预备学校，又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。 毕业披上军装，从排长做起，一路做到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教育科科长，兼任武汉城防指挥所主任，武汉城的防务要在他的地图上画一遍。 全民族抗战爆发，他主动请缨奔赴苏皖前线，担任前敌指挥部工兵司令，带队在火线炸桥、架桥、挖壕，坚守一百多天，身负重伤，右眼失明。 伤刚好一点，又参加武汉会战，在德安指挥作战，部队击毙日军联队长田中大佐，打掉大量日军兵力，有效遏制攻势。其间还参加上海保卫战、淞沪会战、宣城战役、粤北抗战、昆仑关战役、桂南会战，战场一换再换，人始终在前线。 1939年春，他调入第四战区，任副参谋长、代理参谋长，负责两广军政事务。 桂南会战中，他组织灵山战斗，会战历时一年，毙伤日军四万余人，迫使日军从广西南部撤回。1940年秋，他组建第四战区靖西指挥所，出任中将主任，调整布防，改组民团，建立通讯情报网，组织抗日宣传，靖西一带始终没有被日军铁蹄踏烂，当地百姓送来“威扬塞外”的匾额。 这么多年打下来，他对谁真抗战、谁只会做样子心里有数。 共产党提出坚持抗战、团结、进步，反对投降、分裂、倒退，这一套主张，他越来越认同。 武汉会战前后，他与共产党干部接触增多，看到他们白天打仗、夜里做群众工作，心里的秤开始偏向这边。到两广任上，偏向变成实际行动。 第四战区军法执行总监吴仲禧，是他在保定的老同学，也是中共地下党员，两人常关门谈局势。 通过吴仲禧，他认识了张发奎的侍从秘书左洪涛，这人表面是国民党军官，实际是中共地下党特支书记，一条隐蔽的线就此搭好。 1941年皖南事变后，国统区掀起反共高潮，桂林八办领导的抗敌演剧队在柳州被严密监视。 陈宝仓出面做张发奎的工作，促成这支队伍调往靖西，在前线继续搞抗日宣传。 演剧队逃过一劫，他被军统记上“赤化嫌疑”。1942年，他又多次同越共领导人胡志明接触，商量共同抗日。后来胡志明被地方当局怀疑为日本间谍抓捕，专署呈报要就地处决，他闻讯斡旋，推动有关方面同意释放。 国民党特务借机告发他“放任越共四处活动”，国民党军事法庭传他去重庆受审，他离牢房只差一步。 抗战胜利后，他在陈诚保举下前往山东青岛，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派员身份主持日军受降。 此后调任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第四兵站中将总监，负责山东境内军用物资和粮饷。 他反感内战，暗中把一部分物资转送解放军，粮食、军需都在账面缝隙间挪动。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将此事告到蒋介石那里，指控他“遗失给养物资、资助解放军”，蒋介石下令免职，这段军旅生涯被重重画上句号。 离开军职后，他没有在原地打转。 1948年春，在吴仲禧安排下，他前往香港，秘密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，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负责同志建立联系。到这一刻，他在政治上已经站到了新中国一边。 同年年底，在陈诚斡旋下，他早先的“资共”嫌案被撤销，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中将高级参议。 1949年春，他随国民党军队撤退台湾，在很多人眼里是退守孤岛，在组织眼里是一名进入敌营内部的同志。 到台湾后，他和老同学吴石重新接上工作关系。 两人同出保定军官学校，又在第四战区共事，这次按照党组织安排组建情报小组。 陈宝仓依托自己在“国防部”的位置，接触大量机密文件，把台湾北部、中部、南部各防区兵力部署和沿海防御工事情况一条条记下，亲手整理成表格交给吴石，由吴石汇总，再通过中共地下交通员送往香港，为新中国掌握台海局势提供材料。 白色恐怖压下来，蔡孝乾案暴露后，岛内大肆清查“共谍”。 1950年初，吴石被捕，国民党特务在他家中搜出一份陈宝仓亲笔书写的军事情报，很快顺藤摸瓜将陈宝仓抓进审讯室。强光下，他连续遭到刑讯，特务一遍遍逼他交代组织和上线。 他只承认与吴石之间有情报往来，坚持说是正常工作，拒绝承认所谓“通共”，更不肯供出党组织，把风险压在自己身上。 1950年6月10日，国民党特别军事法庭宣判，吴石、陈宝仓、朱枫、聂曦四人死刑。 他行刑前写下简短绝笔遗言，没有为自己辩解，把态度留在字里。 枪响时，他五十岁，从北平少年、抗日名将，到青岛受降官、台湾“共谍”，在敌人档案里被写成“叛逆”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新的结论被正式写进档案。 1951年7月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出具书面证明，说明陈宝仓是到台湾从事祖国统一工作而牺牲的同志。 1952年9月，他的家人收到由毛主席亲自签署的光荣纪念证，证上写着“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，丰功伟绩永垂不朽”，编号是0009。 今天，人们在荧幕上看在台隐蔽战线的故事，对国家安全机关和一代代国安干警来说，这张编号0009的烈士证，更像一块界碑，提醒后来的人，山河安宁，离不开明处举旗的人，也离不开暗处负重的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