毛主席写给妻子贺子珍的信！ 说她命里跟信有缘，倒也不算夸张。 一九二七年，永新县天还没凉透，城里的风就先变了味。国民党右派拉着地主武装，突然对准这块地方开刀，夜里一阵乱枪，抓走了八十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，牢房里塞得满满的。那会儿，贺子珍人在吉安，还是大家顺嘴叫的“桂圆”，十七岁已经是党员。消息一到，她和几个同志凑在昏黄的灯下商量，桌上摊着纸，墨迹一行一行铺开 那份“革命宣言”，就是她赶出来的。写谁被抓、谁开枪、谁在背后使坏，一条一条列得明明白白，还要派人跑省城，把这口气当面吐出来。嘴上不认输，手底下也没闲着，宁冈、安福、莲花几地的工农武装一一联络，话没说多少，意思很清楚：永新这口气不能白受。 七月二十六日，三县农民自卫军合在一起打回永新，牢门撞开，贺敏学在内的八十多人被救了出来。 街上刚透出一点喜气，江西、湖南两省六个团的敌军就压了过来。硬顶在城里，只有一个结局。 这时候，旧同学的面子成了救命的路。贺敏学和袁文才是同窗，井冈山那边的绿林好汉，本来跟“革命”这两个字还有点距离，一来二去也就坐在了一张桌边。为了把火种挪到更安全的地方，贺子珍和永新县委的同志，跟着袁文才、王佐的队伍，沿着山路往井冈山茅坪钻。 山里的风又潮又冷，人还年轻，脚却已经被磨得生疼。就是在那条路上，她成了井冈山第一个女共产党员、第一个女红军，“永新三贺”里最让人记住的那个。 再往后，秋收起义的队伍也上了山。毛泽东带着部队在这里扎下脚，枪声一阵紧一阵，火堆旁挤满了人。贺子珍混在战士里，军装穿得和别人一样，肩上的担子也不比谁轻。何长工回忆，提到她时语气里带着点佩服：“骑马打枪都熟，真带过兵，打过硬仗。” 外人爱从“夫妻”这两个字往里看花边，在山上这些人眼里，她就是战友。一块儿开会，一块儿挨饿，一块儿往前冲，毛主席对她最大的“表示”，不是甜言蜜语，是把她摆在可信任的位置上，事情推到她面前，不打折扣地让她挑。 照现在的说法，这也是一种“信”，只不过不在纸上，在安排里。 一九三五年春天，换了地方，还是那拨人。红军从贵阳往南走，干部休养连的女红军拖着一身疲惫，挪到了贵州盘县附近五里排。天色发灰，连长侯政指了指山那边，说过去歇一晚。队伍刚松下来一点，从山外传来一串飞机的轰鸣，嗡嗡地压着心口。 一架敌机压得特别低，机身几乎擦着山腰。指导员李坚真大声喊卧倒，地上的人却已经被敌机盯住。俯冲、扫射、投弹，乱作一团。躺在担架上的伤病员最难挪地方，有的刚抬起一头，就被爆炸声又扔回地上。 团政委钟赤兵躺在担架上，腿在遵义那边就负了伤，这会儿直挺挺动不了。他身边的警卫员已经倒在血泊里，人走了，枪还握在手里。 小沟里，有个身影原本藏得好好的。贺子珍抬头一看，心里有数：那副担架再不动，就真成靶子了。她把隐蔽当场丢开，直接从沟里窜出去。 她先是三下两下给钟赤兵重新包扎伤口，布条勒得很紧，动作干脆。接着抓起担架一头往隐蔽处拖，地面不平，担架在石头上摩擦出刺耳的响动。 刚挪出几步，敌机又俯冲下来，机枪扫了一溜火舌，炸弹从空中砸下。那一瞬间，她没时间多想，整个人扑在钟赤兵身上，用自己的背对着那片黑影。 爆炸晃得人耳朵嗡嗡响，土块、碎石、弹片一起飞过来。等烟尘稍微散一点，钟赤兵躺在担架上，已经够凶险的腿没有再添新伤，贺子珍整个人却倒在血地里不动弹，鲜血顺着头发和后背往下淌，把身下那块地弄得刺眼。 警卫员吴吉清赶到，手都在抖，把她背起又放上担架，再骑马去总卫生部硬生生把李芝医生请来。 李芝先给她打了止血针，再一点点翻找伤口。头部、上身、四肢，都被炸弹碎片“光顾”过，十七块大小不一、深浅不同的弹片，像恶作剧一样躲在肉里面。药箱空荡荡，麻醉药根本没有，几个战士只好按住她的手脚，用夹子去夹那些比较浅的碎片。 金属和肉碰在一起，听着都疼。她额头上汗水直往下淌，眼眶湿润，到底没叫出声。深埋的弹片不敢动，只能留在那里，跟着她过余下的几十年。 昏昏沉沉几天，她总算醒了过来。睁眼第一句话不是问自己的伤，而是打听钟赤兵，人怎么样了。旁边的人告诉她没事，她那口气算是真放下来。 身体这回被彻底折腾垮了。行军路还长，她开口提出，把自己寄放在老百姓家里，不拖大家的腿。同志们死活不同意，轮班抬着她往前走。山坡陡得担架上不去，就有人蹲下来，把她背在身上，一步一步往上挪。 伤口结了痂，疼劲还在，她咬牙不肯再躺，非要自己走。脚下那条路，从贵州一直延到后面的雪山草地，她一步也没少。 这些年，外界提起她，总爱先说一句“井冈山第一位女红军”，再加上“巾帼英雄”“红军女战士典范”一类的词。听着挺响，其实最硬的那部分，都闷在她身上：永新的牢门被撞开，吉安小屋里的那盏灯，茅坪山风里那身军装，五里排空袭留下的十七块弹片，还有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九日，病房里慢慢暗下去的那一刻。 那天，她七十五岁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