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2年，王盛荣从敌人刀下救下毛主席，18年后却因贪污被判死刑，毛主席知道后，当即表示：“我相信王盛荣不是这种人！” 1952年，中南送到北京的一摞“三反”材料里，有一份写着：王盛荣，特大贪污分子，建议判处死刑。王盛荣1907年生于湖北武汉，少年在纱厂当童工，只读过小学三年级，1926年参加革命，当年入共青团，1927年转为中共党员，在中央苏区任第一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，是鄂豫边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，新中国成立后又先后任齐齐哈尔市委书记、中南工业部副部长、湖北省冶金厅副厅长，是中共七大候补代表，这样的履历和“死刑”二字放在一起，很扎眼。 1931年深秋，瑞金叶坪召开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，项英主持，会场上对毛主席的批评一条接一条，《政治决议案》通过后，毛主席不再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。 11月7日，中共中央按照共产国际意见，在井冈山一带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，毛主席在瑞金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，名义上坐在最上头，指挥权却被王明一伙牢牢抓着，他更多往乡下跑，带着几名警卫做调查研究。 1932年冬天，赣南一个偏僻村子，毛主席住在农家屋里，身带痔疮，行动不便。中央要他回去参加重要会议，军委把王盛荣叫来，派一个排让他连夜去接人。 部队刚靠近村口，村里先炸开一阵枪声，反动民团摸上来，同警卫班对射，几名团丁端着刺刀步枪贴着墙往屋门那边挪，眼看就要冲到跟前。 王盛荣提着驳壳枪，从侧面巷子冲过去，在敌人背后吼了一嗓子，那几个人下意识回头，他抢先扣动扳机，把人撂倒。 院子里火力一顿，他钻进屋，看见毛主席扶着炕沿想起身，脸上全是汗，腿脚却使不上劲，只能和赶来的红军战士一左一右架着，连拉带拖往村外跑，在零散冷枪里冲出火力圈。 1933年，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，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上海局经费一下子紧得很，地下工作处处要钱。红军在樟州缴获一批银行巨款，中央决定抽出一部分送往上海。第一次派人送两万美金，押款人和钱一起不见；第二次还是两万，美金和人照样失踪。第三回不敢再随便点，点到的是军委委员、苏区少先队总队长王盛荣。 邓颖超把装着三万五千美元的箱子交给他，再三叮嘱，从江西出发，经广东、香港，到上海后把钱交给陈云或杨尚昆。一路关卡、盘查不少，他后来只提一句“睡觉脚要压着箱子”。 几个月辗转，钱箱摆在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人面前，封条完好，钱分文不少。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，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，大批干部向武汉集中。 1937年11月，中共长江局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同时成立，董必武点名把这个“武汉伢”从延安叫回，当高级联络参谋，同国民党上层和社会名流打交道。 他自觉文化不高，又习惯在战壕里摸爬滚打，多次要求上前线。 长江局书记王明同意后，调他去河南确山游击区，任一支三百人游击队政委，此前他当过中革军委委员、团中央军事部长、总政治部青年部长，如今带着三百人，把散在各地的红军战士收拢起来，整训成队，开辟并巩固了豫南抗日根据地。 解放以后，王盛荣先去东北，当齐齐哈尔市委书记，后来回到工业口，在重工业部、中南工业部任副部长，又到湖北省冶金厅当副厅长，同矿山、钨砂、有色金属这些战略资源打交道。 1952年“三反”风起，中南方面一查账，把一大堆说不清的经济问题往“贪污”那一格里装，在材料里认定他利用职权在钨砂等物资上搞问题，金额巨大，末尾写上“建议判处死刑”，案卷就这样送到中央。 毛主席在纸面上看到“王盛荣”三个字，据传当场说出一句“我相信王盛荣不是这种人”。 案子交给周恩来牵头复查，调查顺着资金流向、物资去向往下拎，查出的问题确实存在，财经纪律松散，程序上有越权，该担的责任一个不少，可那些钱物大多直接砸进建设和生产，并不是谁偷偷往自己腰包里塞。 中央没有在死刑那一栏签字。 对王盛荣的处理，改成撤职、降级、关押审查，定性为“违法乱纪”，从此远离权力中心。后来政策变化，有关部门重新翻案，为他平反，恢复级别待遇。 2006年9月1日，这个出身武汉纱厂的小学徒，在九十九岁那年走完一生，从敌人刺刀下拖着毛主席突围，到押着党的经费奔波千里，再到在案卷里被写成“死刑犯”，这些经历连在一起，本身就是一段复杂的注脚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