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1964年2月27日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与朝鲜金日成首相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七日被写进标题，只像时间轴上的一个小刻度。 更显眼的，是十多年后那个春天。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八日，北京风暖起来，中南海游泳池边，毛主席和金日成面对面坐下。 门一关，屋里是一场只属于几个人的谈话，也是几十年交情落地的时刻。 往前倒，朝鲜半岛枪声骤起，美军一路往北压，坦克和火炮铺天盖地。朝鲜首都能不能守住，政权能不能撑住，都成了问号。金日成把求援电报发往北京，语气紧得不剩多少客套。那时的新中国刚站起来，国内大改造刚拉开，军队带着伤，经济底子又薄，外部压力一圈套一圈。 毛主席接到消息，桌上的地图摊着，一放就是几天。身边人记得，那三天三夜灯光几乎没灭，脚步在屋里来回。出兵，刚起步的国家立刻背上一块巨石，一旦失败，内外都要受冲击；不出兵，火烧到鸭绿江边，朝鲜掉下去，中国自己也难安生。踱来踱去，那支笔终究按在文件上，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国界。 朝鲜政权没有被打垮，朝鲜人民在废墟里守住国家。很多人说，如果那次没有出兵，朝鲜半岛很可能全部落进美国势力手里，东北亚地图要改样子。 从那以后，中朝关系多了一层味道，两位领袖眼里，对方不只是盟友，还带着“同过生死”的分量。 战后日子往前走。 朝鲜重建工厂、公路和村庄，金日成多次访华。到了北京，他更像推门就进来的熟人。毛主席接待一场接一场，从战场旧事聊到世界局势，等到紧要关头，两国还是习惯先对一对表。 一九七四年以后，毛主席身体差了很多，在北京连轴转坚持不下去，行程改到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浙江，一边看地方，一边调养。住在北京之外的时间一点点累积，到一九七五年春天，已经接近一年。按这样的状态，许多见面完全可以安排在外地，金日成访华的消息送到，他提出来的却是回北京，在中南海见面。 调回首都，对身体是折腾，对礼数是坚持。 照常理，金日成完全可以坐车坐飞机去外地拜访。现在换成毛主席回北京等人，这一进一出，谁重谁轻，看得很清楚。 四月十八日，中南海的风带着一点水汽。毛主席不再下水游泳，坐在住所里等客。金日成进来，带着一路奔波的疲惫，也带着老战友重逢的放松。邓小平在一旁，安排上写着“重要陪同”，坐在毛主席身侧。 几个人坐定，毛主席先开口，说一句“不想谈政治”。语气轻松，又透出一点倦意。按惯例，这类会见，政治议题一条条列好，这一句丢出去，屋里空气一下松下来。金日成准备好的朝鲜“三项工作”还是讲完，工业、农村、社会管理，一样样捋得清楚。 毛主席听得认真，偶尔插几句。 轮到中国，他把话压得很紧，只挑三件：把社会主义建设稳住，不在内耗里打圈；台湾问题迟早要解决，要看时机和力量对比；同第三世界相处，中国不能总站在边上看，需要站到许多亚非拉国家中间。说到南朝鲜和台湾，他点出局势复杂，美国力量扎得很深。 提起柬埔寨和越南，他的神情轻一些，用形势好转来评价那边的变化。 这些话落在金日成耳朵里，不只是“了解情况”。朝鲜的安全，很大一部分系在中国对美国、对地区局势的判断上。屋子里这一轮对话，把当年血火中的并肩作战和眼下冷静的利害盘算拧在一起。 说起身体，毛主席索性摊开讲。他说有“三好”：吃得下饭，睡得着觉，脑子还在转，耳朵也还行。后面跟着“三不好”。眼睛不争气，看东西模模糊糊，只能动白内障手术。 几个月后刀开完，报纸还是得让工作人员在旁边念。腿脚不给力，上下楼都费劲。周总理去世时，有人问他要不要去参加追悼会，他拍了拍自己的腿，说这副身子骨撑不住。 说话也累，过去一讲能顶半天，现在几句就喘，对复杂问题在心里能绕好几圈，到嘴边只剩简短几句。烟早戒掉，屋里没了烟味。 这些细节摆出来，老朋友心里自然有数。金日成看得见眼睛的浑浊，看得见腿脚移动时的小心，也看得见一句话出口前的停顿。 谈到尾声，毛主席提到自己的年纪，说已经八十二岁，身体这样，不适宜再事事亲自抓。他指向身边的邓小平，让金日成以后多同这位同志谈具体问题。 他像点将一样，把邓小平这些年的经历挑出来说：在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中扛过重担，会打仗，也会算账；对修正主义态度坚决；前些年被红卫兵冲击得很厉害，一度被挤出关键岗位，现在重新站到台前，是看中了能力，也看中了立场。 对金日成来说，这番话既是托付，也是提醒。 中朝关系里新的“说话的人”正在往前坐。 屋外树影晃动，游泳池水面轻轻起伏，这一间不大的屋子里，一段从战火里走出来的友谊，同一场慢慢推进的权力交接，一起被写进那一年的春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