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生产队有个地主分子，当年六十八岁，和他二十四岁的小儿子抱在一起大哭，悲痛欲绝

我们生产队有个地主分子，当年六十八岁，和他二十四岁的小儿子抱在一起大哭，悲痛欲绝。那天是个阴天，队里的大喇叭一早就响了，滋滋啦啦的声音传遍整个村子，喊着各家各户去晒谷场集合。我那时十岁，跟在我妈身后往晒谷场走，路上碰到好几个邻居，都低着头没怎么说话，空气里透着股不一样的紧张。晒谷场中间站着队长，他手里捏着张红纸，旁边还站着两个穿制服的干部，裤脚管扎得紧紧的，看着就挺吓人。 队长把红纸抖开，风吹得纸角哗啦哗啦响。他咳嗽两声，说今天不是批斗会，是来宣布一件事。我瞄见老陈头和他儿子陈建军还僵在人群边上，老陈头那双破布鞋沾满了泥，脚趾头都快露出来了。队长念道，上头查了旧档案，发现老陈头的爹，也就是陈建军的爷爷，当年偷偷给红军送过粮，藏过伤员。这事儿被一个快咽气的老游击队员证死了，白纸黑字记在县里。 晒谷场一下子静了，只有远处谁家的狗在叫。老陈头好像没听懂，张着嘴，眼睛直勾勾盯着队长。陈建军先反应过来，手一把抓住他爹的胳膊，抓得紧紧的。队长说，按政策，这算立功，老陈头家的地主帽子可以摘了。旁边一个干部走上前，从包里拿出个信封，递给老陈头。 老陈头手抖得厉害，接了几次都没拿住。陈建军替他接了，拆开一看，是张崭新的成分变更书。老陈头突然“嗷”一嗓子哭出来，这回不是憋着，是放开了哭，肩膀一耸一耸的。陈建军也红了眼圈，却咧开嘴笑了，拿袖子给他爹擦脸。阳光这时候从云层里挤出来，照在他俩身上，地上拉出两道长长的影子。 人群慢慢有了动静，有人小声说“该的”，有人叹气。我妈把我往怀里搂了搂，我听见她轻轻说了句“好了好了”。王奶奶拄着拐棍挤过去，拍了拍陈建军的背，他赶紧弯腰扶住老人。 后来那些天，老陈头家总飘出炖菜的香味。陈建军挑水时腰板挺直了，遇见人还会点点头。我有一回放学，看见老陈头坐在门槛上晒夕阳，手里捏着那张变更书，摸了又摸。陈建军在院里修锄头，哼着小调，调子轻快得很。 再后来我长大了，出去读书工作。去年回老家，听说陈建军承包了果园，老陈头走的时候很安详。晒谷场早就没了，可我一闭眼，还能看见那天那缕阳光，刚好落在那对父子身上，把补丁褂子照得发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