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日本工作的朋友回来了，我问他：那边担心战争吗？他说：可能你想不到，担心的不是日本人，而是已经在日本定居，有房产和存款的中国人。 根据日本法务省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，目前在日定居的中国人已超90万，其中近六成在日本拥有房产，这些房产大多集中在东京、大阪等核心都市圈。 东京都心的一套普通公寓均价就高达6000万日元以上，换算成人民币超过300万，不少家庭的全部积蓄都投入到了这套房产中，甚至还背负着长达20到30年的房贷。 一旦出现战争风险，这些不动产的价值会瞬间蒸发，别说变现止损，能不能保住房屋本身都是未知数，这种资产归零的恐惧，自然让持有者坐立难安。 对比之下，日本人对房产风险的耐受度要高得多，一方面，日本本土经历过战后重建，多数家庭对灾害和风险的应对有更成熟的心理预期；另一方面，日本的房产持有成本本就不低，每年的固定资产税、修缮费等已经让不少家庭习惯了房产的贬值属性，战争风险带来的额外冲击在他们看来更像是“叠加负担”而非“灭顶之灾”。 存款的流动性差异进一步放大了这种焦虑鸿沟。在日中国人的存款大多分散在日本本地银行，根据日本银行协会的调查，超过七成的在日华人存款未进行跨国配置，主要原因是跨境转账的手续费高、流程繁琐，且担心汇率波动造成损失。 一旦战争临近，日本本土银行可能会出现挤兑潮，甚至面临停业风险，这些存款能否顺利取出、能否兑换成外币转移出境，都是未知数。此前在地区局势紧张的阶段，就有华人社区流传出“银行限制外币兑换额度”的消息，尽管后来被证实是谣言，但还是引发了不少华人连夜去银行查询存款的恐慌行为。 而日本人的存款不仅有更完善的存款保险制度兜底，多数家庭还会通过保险、信托等多种方式分散风险，对单一银行存款的依赖度远低于华人。 身份认同和退路选择的差异，让在日中国人的焦虑更无缓冲空间。绝大多数定居日本的中国人并未加入日本国籍，仍保留中国国籍，这种“侨居”身份让他们在战争来临时陷入两难：留在日本要面对未知的安全风险，返回中国则要考虑签证、资产转移、工作衔接等一系列现实问题。 有个定居东京的华人家庭案例很有代表性，夫妻二人在东京经营一家餐饮小店，名下有一套房产和一笔存款，去年地区局势紧张时，他们曾想过卖掉房产回国，但咨询后发现，快速出售房产需要折价20%以上，还要承担高额的交易税费，加上小店的转让损失，总亏损接近一半，最终只能选择硬扛。 而日本人作为本土原住民，没有“退路选择”的纠结，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在本土应对风险，这种心态上的差异让他们的焦虑感相对可控。 社会融入程度的不同也让风险感知出现偏差。在日中国人大多生活在华人社区，信息获取主要依赖华人社交平台和亲友圈，而这些渠道在传播战争相关信息时，往往会放大风险细节，形成焦虑情绪的叠加效应。 反观日本本土社会，媒体对战争风险的报道相对克制，更注重引导民众关注日常生产生活，加上日本社会长期处于和平环境，年轻一代对战争的认知大多来自历史课本，缺乏真实的风险感知，自然难以产生强烈的焦虑。 这种信息环境的差异，让定居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对同一风险的判断出现天壤之别，就像同样面对一场可能的暴雨，有伞的人和没伞的人，焦虑程度注定不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