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代伟人毛主席的字大家见过很多，狂草。今天给大家见一幅毛主席的正楷字，鲜有少见，现存中央某博物馆。 中央某博物馆里，灯光正好，一幅正楷挂在玻璃后，署名“毛泽东”。 字不飞不飘，一横一竖都收得很紧，却把整面墙镇住。很多人习惯看毛主席那种风雷翻卷的狂草，第一次盯着这几行规矩的楷书，会在心里嘀咕一句：这个人，骨子里其实很会“收”。 这一手“收”，对着的是他一辈子最较劲的东西：责任。毛主席反复讲，中国共产党要对中国革命负责，要对中华民族负责，要对中国人民负责。《为人民服务》里那句“中国人民正在受难，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”，听着平白，背后连着的是从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那天算起的整整一生。 那一年，他出生在湖南湘潭韶山冲，一个只有十几亩田的农家。 少年时，有人递给他一本写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，开头一句“呜呼，中国其将亡矣”，看得人心里一凉。书里写日本占台湾，写朝鲜、越南、缅甸被一点点吞掉，他合上书，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就不再是墙上的条幅，而是默默认下的差事：既然要亡了，总得有人管一管。 后来，他考进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，又到长沙，到湖南第一师范。 白天在课堂上听老师从孔夫子讲到曾国藩，从拿破仑讲到凯撒、福泽谕吉，晚上翻《讲堂录》和德国学者写的《伦理学原理》，在旁批里拿古今中外对比着看。书越读越多，他越觉得：天下烂成这样，不能只在书房里摇头，总要有人跳出来担事。 一战爆发，日本盯准机会。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，日本政府抛出“二十一条”，要在山东、南满和东部内蒙古捞特权，还伸手去抓汉冶萍公司和沿海港湾，甚至要在中央塞进日本顾问。 五月七日递出最后通牒，限两天答复；五月九日，袁世凯为了皇帝梦低头签字。 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气得发抖，干脆编了一册《明耻篇》，专门揭日本侵华、骂袁世凯卖国。毛泽东在封面写下“五月七日，民国奇耻。何以报仇，在我学子！”这几个字在校园里传开，一群年轻人忽然知道，这口气不能光骂，要想办法咽回去。 一九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，他给萧子升写信，直说“日人诚我国劲敌”，算出“四万万被三千万岛国压着”的局面，判断“二十年内，非一战不足以图存”，劝朋友多看报、多留心“东事”。这封信的口气，像是在替整整一代人敲桌子：国人沉酣未觉，总要有人先醒。 救国走哪条路，这个结他自己也拧了好几年。 一九一七年前后，他和朋友发起新民学会，在长沙小屋里讨论最多的，就是“靠什么主义”。那时的毛泽东，脑子里自由主义、民主改良主义、空想社会主义一锅粥，只笃定两条：反军阀，反帝国主义。 五四运动前，他第一次进北京，在李大钊安排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，从报纸和讲演里接触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，听过《庶民的胜利》。 一九一九年，巴黎和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硬塞给日本，“二十一条无效”的成果转眼被翻，他在湖南写出《民众的大联合》，干脆把希望压在民众联合和十月革命那条路上。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，他第二次进北京，一直待到一九二〇年四月。那几个月，他抓紧时间读陈望道译的《共产党宣言》，考茨基的《阶级斗争》，柯卡普的《社会主义史》，一遍遍对照中国局势。一九二〇年夏天，他认定马克思主义既是解释中国百年之痛的钥匙，也是带路的旗子，从此承认自己在理论上、在一定行动上都是马克思主义者。 六月，他到上海同陈独秀商量组建“湖南改造促进会”，十一月按来函在长沙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，一九二〇年冬天开始在政治上组织工人，让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街头巷尾看得见的队伍。一九二一年七月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石库门、嘉兴南湖召开，毛泽东作为长沙早期组织代表出席。 十二名代表里，后来能从石库门走到天安门的，只剩毛泽东和董必武。 党有了，他更在意旗子站不站得稳。一九二〇年十一月，他在给罗章龙的信里说，主义好比一面旗子，旗不立，众心就散；旗一立，大家才知道往哪儿去。他把这面旗，先举成马克思列宁主义，落在中国大地上，就拧成新民主主义，再远一点是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。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，这面“新民主主义”的旗子终于插稳，毛泽东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、中国人民解放军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。 为挑得起这个担子，他一再催着共产党“洗脸、打扫房子”。 顺着一战和十月革命后的世界潮流，扎根在工人阶级中间，肯把马克思主义用在解决中国具体问题上，又敢贴近群众，靠批评和自我批评给自己“动刀子”，这些都是他眼中共产党能担责的底气。延安整风，就是这样一场大扫除，把灰尘一层层刮掉，成了这个党继续往前走的精神底色。 再看展柜里的那幅正楷。 狂草像他在风口浪尖和命运硬碰硬的身影，正楷像他在灯下慢慢写下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时的手。 很多人站在玻璃前，会在心里轻轻叹一句：毛主席一生的“狂”，是替天下人扛事；一生的“楷”，是替天下人守责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