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上海解放后，宋庆龄曾向毛主席求情，希望对一人网开一面，宽大处理，毛主席考虑过后认为，只要对方认错，即可酌情宽待。结果，此人却说：我情愿监狱度余生…… 1949年，一份特赦意向摆在了提篮桥监狱的一间牢房前，这份意向分量极重，它的背后站着宋庆龄与何香凝两位国民党元老级人物，她们为此亲自向毛主席说项。 毛主席给出的回应也足够宽厚：只要当事人肯认错，就有改过自新的机会，甚至可以网开一面。 然而，面对这一线生机，墙内的陈璧君却报以一种令人惊愕的冷硬，她没有感激，更没有痛哭流涕地忏悔，而是近乎偏执地将这个活命的机会拒之门外。 她梗着脖子对外宣称，自己既然“无罪可悔”，那就情愿在牢里把牢底坐穿，甚至叫嚣着“只求一死”。 1908年的槟城，当不满二十岁的她第一次听到孙中山的演讲，便做出那个让全家族炸锅的决定：将母亲给她的整整五万英镑私房钱——这在当时是一笔足以买下几条街的巨款——全数扔进了革命的熔炉。 面对父亲暴跳如雷的质问，她的回答如同她后来的人生一样决绝：国家都要亡了，留着嫁妆又有什么用？ 这种豪赌般的性格，贯穿了她与汪精卫关系的始终，比起“夫唱妇随”，她更像是那个手握方向盘的人。 1910年汪精卫谋刺清廷摄政王载沣，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买卖，陈璧君不仅不劝阻，反而甚至比男人更生猛。 她在外部精密筹划，又是学做炸药，又是联络各方，甚至想好了最坏的退路：如果人被抓了，哪怕挖地道也要把人弄出来。 当汪精卫真的身陷囹圄，在狱中写下绝命诗时，也是她，买通关节，用针在鸡蛋壳上刻下一字一句的勉励递进牢房。 1935年汪精卫遇刺受伤，这成了陈璧君心理防线崩塌的转折点，在那间充满药水味的病房里，她眼中的世界变了，曾经的理想主义被一种名为“补偿心理”的怪物吞噬。 她开始觉得，既然大家都是提着脑袋闹革命，凭什么自己就不能享受？ 生活上，她开始追求极致的奢靡与特权，穿昂贵的貂皮，甚至为了养生雇佣专职奶妈喝人奶，而在政治天平上，她成了那只压垮骆驼的重锤。 1938年，面对日本人抛来的所谓“合作”橄榄枝，在汪精卫还在犹疑不决时，陈璧君却看到了占据苏浙富庶之地的利益诱惑，抢先一步拍了板。 在后来的汪伪政权里，她这个“第一夫人”甚至比“元首”更有实权，她在办公室里专门设置暗门，就是为了像防贼一样监听会议，确保大权不旁落，更方便大肆将国家财产搂进自家腰包。 她习惯了用命令的口吻跟所有人说话，哪怕是蒋介石，早年间也被她冲进办公室指着鼻子痛骂，甚至连解释都显得气短三分。 1945年日本投降，她作为头号通缉犯被押上审判席，面对法官，她毫无惧色，拍着桌子振振有词，坚称自己是在“收回沦陷区”，是在走“另一条救国路”。 这并非简单的狡辩，而是一个陷入自我编织的谎言中无法自拔的人，在维护自己最后那点可怜的自尊。 在监狱里，当看守人员直呼其名时，她竟然还能勃然大怒，搬出孙中山来压人，吼道：“我有名字，连孙中山先生都叫我‘陈小姐’，你凭什么直呼其名？” 这种错位的尊严感，让她在面对新政权的宽大处理时，选择了最愚蠢的对抗，提篮桥监狱对她其实算得上仁至义尽，不仅提供了专门的医疗照顾，还在饮食起居上给予特殊安排。 这种温和的软化政策，其实也在慢慢敲打她那颗坚硬的心，晚年的陈璧君，开始把阅读《解放日报》当成每天的大事，甚至主动申请去劳动改造，对新生活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向往。 1959年，在这位风云一时的女人即将走到生命尽头时，她对着探视的侄女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，或许才是她心底最真实的那个声音：“我不该把革命当成生意来做。” 主要信源：（澎湃新闻——档案春秋︱汪精卫之妻陈璧君在监狱如何度过晚年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