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光美在监狱里给毛主席写了最后一封信 七十年代初的一天，中组部接管“专案”，车把王光美从秦城拉出来，送进翠明庄。 这个院子当年是她参加革命的地方，现在成了她和孩子们重新落脚的地方，前后像绕了个弯又回到原点。 车上还有四个孩子：刘源、刘涛、刘亭亭、刘小小。 幼女小小和父母分开时六岁，再见面已是十二年后，中间那段日子，谁也说不清怎么熬过去的。 翠明庄那天接车的是十九岁的刘红，被派来给这家人当服务员。 她记得，车门打开，先下来一个穿黑色旧衣服的女人，头发披肩，身子瘦得发紧。 进屋后，那身狱服换成普通布衬衫，刘红给她剪头发，放洗澡水。不多时，四个孩子被领进来，一声声喊“妈妈”，几个人抱在一起，屋里全是抽泣。 这场重逢，要从一九六七年秋夜说起。 九月十三日凌晨三点多，中南海一辆军用吉普车停在王光美家门口，几个男人推门进屋，当面宣布逮捕。 两个月后，她被押往秦城，登记成一个号码：六七一三零。 房间在二楼，很小，很潮，墙上半截霉斑。 规矩死板，她偶尔捻一下头发，门口哨兵立刻走来问，手上拿的是什么，好像随时会有密件落地。 日历在里面消失，只剩早上、下午。 她仰头从门上那块小窗往外看，冷暖阴晴全看天色。冬天北风刮紧，偶尔有一群雁从铁窗外飞过，影子被铁条切成几段。 人在这种地方，脑子要是空了，很快会散。 她常想起延安时期的照片，土坡、军装、年轻的脸，也想起全家福里刘少奇坐在中间，孩子挤在两边。进秦城前，两人有过最后一段交谈，没有大话，只是反复叮嘱，要信党，信老百姓，冤屈总要弄明白，历史不可能一直倒着写。 这几句话压在心里，让她不敢随便认输。 她向监狱申请，让家里送洗漱用品和换洗衣物。 东西送到手，她翻着翻着，看见一双熟悉的袜子，是刘少奇常穿的那种。 心里一紧，也分不清是宽慰还是心酸，只能悄悄收好。 想念丈夫和孩子时，就拿出来看一眼，当成远处递来的口信，提醒自己这边还得撑住。 那间不到六平方米的房间，被她挤成小小的“操场”。 胳膊不敢伸太直，就弯着做操，步子迈不开，就在地上来回走。身体被锁住，精神不能跟着关门，总要留一点清醒，等有人愿意听她把这十二年说一遍。 外面的风向也在变，一九七一年九月，气氛开始松动。 彭真、薄一波的子女陆续被允许见入狱的父亲，这件事传到刘家。刘源兄妹几个商量，给中央写信，也给熟悉的“叔叔”“阿姨”写信，只提一个要求：见一见爸爸妈妈。 几封信辗转送到宋庆龄手中，她帮着往上呈。 到了毛主席案头，落下八个字的批示：“父亲已死，可以见见妈妈。”短短一行，把门打开一条缝，也把真相砸下来。 组员来通知王光美，说孩子要到监狱见她。 她听完，第一反应是不愿意，自知此刻头发花白，腰背佝偻，这样出现在孩子面前，心里堵得慌。 后来，监狱把那句批示原话转给她听。 她沉默很久，才点头同意。 同一天，她被告知，刘少奇三年前已经去世，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也已去世。这些消息一下子压过来，像有人突然打开封了多年的屋子，里面全是冷气。 真正见面，是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八日。 四个孩子绕过层层手续，站在母亲面前。眼前这个人瘦得只剩骨头，满头灰白，腰直不起来，身上只穿一身旧黑衣，神情迟钝，很难和记忆里的样子对上。 孩子们一叫“妈妈”，几个人抱在一块儿，眼泪同时往下掉。 这天起，她被正式接出监狱，和孩子一起安在翠明庄。 日子慢慢往常态挪，那些影子还在。 刘亭亭回忆，母亲刚出来那阵子，屋里人一多，她整个人就发紧。 做操时，手臂总是弯着，很少完全伸开，女儿一边陪着做，一边劝，现在地方大了，有的是空，伸直没关系。 秦城那六平方米看不见了，习惯还留在骨头里。 一九七九年春节，人民大会堂里办联欢会。 刘源和万里的两个儿子搀着王光美进大厅，开始只有三两个人认出她，走上前握手、拥抱，后来人越来越多，有人拉着她的手掉眼泪，有人只是一个劲点头。她在一张张脸上，看出歉意，也看出敬重。 她向大家深深鞠躬，说又和同志们站到了一起，是人民把她救出来。 胡耀邦后来定下，让王光美继续住在翠明庄，提高工资，为她配车。 文件里不过几行字，落在她身上，就是一条从囚犯走回公民的路。 从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凌晨那辆吉普车停在中南海门口，到秦城二楼那间潮湿房里的“六七一三零”，从孩子们一封封写出去的信，到“父亲已死，可以见见妈妈”的批示，再到人民大会堂里的那句话，这些年月连在一起，像一封没写在纸上的长信。 灯光再次落在她身上时，许多人心里明白，这封信早就写好，只是当初谁都没耐心读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