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，朱世君被捕，押往渣滓洞途中，一个地下党员要救她出去，她却拒绝了：“你打入敌人内部不容易，别管我了！” 故事得从1949年说起，那时候黎明前的黑暗最难熬。朱世君被捕了，正押往那个让人闻风丧胆的渣滓洞。 在押送途中，到了一个叫临江镇的地方，押解队停下来吃喝修整。这帮人大概是觉得一个女流之辈翻不起什么浪，看管就松懈了，只留了一个年轻人在屋里看着她。 这世上的事儿就是这么巧，这个负责看守的年轻人，其实是咱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，叫李朝成。他早就认识朱世君，一看这情况，心里那个急啊。趁着外头没人注意，李朝成赶紧给朱世君解开了绳子，压低声音说：“朱老师，你快走，我掩护你！” 咱们换位思考一下，这时候要是换了普通人，那还不赶紧跑？这是一线生机啊，跑出去就是活路，留下来就是死路。可朱世君的反应，完全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。 她拒绝了。 她看着李朝成，特别坚定地摇了摇头，说了一句让咱们后人听了都得落泪的话：“别管我了，你打入敌人内部不容易，放走了我，你肯定会暴露。我不能为了自己的安危，让你受到牵连。” 这话说得轻巧，可分量太重了。这不仅是勇敢，这是极其清醒的牺牲精神。她心里那笔账算得很清楚：我要是跑了，也就是活我一个；可你要是暴露了，这条好不容易打通的情报线就断了，党组织要受多大损失？ 为了大局，她主动选择了那条通往死亡的路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？这就是咱们常说的“无名英雄”。她没有党证，但她的灵魂，早就被共产主义的信仰给铸造得严丝合缝了。 朱世君这个姑娘，打小就有股子倔劲儿。她是重庆开县铁桥乡人，生在旧社会，却长了一颗新时代的心。 她家里是书香门第，父亲是个老夫子，满脑子都是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那一套。家里穷，孩子多，父亲根本不想让她读书，还自作主张给她订了门亲事，想让她嫁个富家子弟，一辈子相夫教子就算了。 换个软弱点的姑娘，这辈子可能就这么交代了。但朱世君不干。她小小年纪就四处求爷爷告奶奶，找亲戚资助自己上学。后来为了逃避那个包办婚姻，她更是拿出了“破釜沉舟”的勇气，跟父亲摊牌：我就要读书，我要自由恋爱，不然我就不活了！ 这股子倔劲儿，后来就转化成了革命的动力。她在万县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，那是川东革命的摇篮啊，在那儿，她遇到了引路人，也是后来的爱人——陈化文。 陈化文是老党员了。两个人谈恋爱，聊的不是风花雪月，是国家大事，是民族危亡。朱世君虽然没入党，但她做得比谁都多。她在学校当老师、当校长，那就成了地下党的“保护伞”。她把自己的工资攒下来，不是买衣服买胭脂，而是全部交给陈化文，让他转交给组织去买枪支弹药。 有人可能会问，既然这么积极，那她被捕的时候，是不是因为还没来得及跑？ 其实不是。1948年的时候，形势恶化，组织上决定紧急转移。陈化文当时连夜跑来找她，说：“世君，快跟我走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！” 这又是逃生的机会。可朱世君看着身边那个孩子——那是陈化文哥哥、另一位革命者陈仕仲留下的孤儿。她心里明白，带着个孩子跟着游击队跑，那是给组织添乱，是个巨大的拖累。 她推开了陈化文，说：“我不能拖累你，没有我你会更方便些。” 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拒绝逃生。为了不拖累同志，她把自己留在了危险里。送别爱人的那个凌晨，她大概已经预感到了结局。那一别，就是永别。 后来她进了渣滓洞。那时候的渣滓洞女牢，关着几十号人。环境多恶劣咱们就不细说了，光是那股子霉味和血腥味就够让人窒息的。 但在监狱里，朱世君表现得那是真叫一个“硬气”。她给哥哥朱世祥写过信，那是通过特殊的渠道偷偷送出来的。信里没有什么哭哭啼啼的抱怨，只有哪怕面临死亡也依然挺直的脊梁。 她在信里写道：“他们要我交出同伙……我什么也没有说。真金不怕火烧，巾帼不畏严刑。我什么也没有说。不管他们使用什么手段，永远也莫想在我身上有所得。” 这就是咱们中国女性的力量。平时看着柔柔弱弱，真到了大是大非面前，那骨头比钢铁还硬。“真金不怕火烧”，这几个字，是她用生命写下的誓言。 她在狱里还特别乐观。她跟难友们说：“你们看现在的形势，咱们还是有机会出去的！”她甚至还想着，等出去了，等胜利了，大家可以痛痛快快地唱秧歌，那才是生命该有的节奏。 可惜啊，历史没有给她这个机会。 1949年11月27日，那个血腥的日子来了。国民党反动派在逃跑前，对渣滓洞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。枪声响彻了歌乐山。 那天，正好是朱世君的生日。她在自己29岁生日的这一天，倒在了黎明前的血泊里。 她没能等到亲手绣的红旗升起来，没能等到和爱人团聚，也没能跳上一支欢快的秧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