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，女教师朱世君被军统特务抓捕，在押送往渣滓洞的途中，押送人员李朝成认出朱世君是他的旧识。 谁能想到，这荒山野岭的押送路上，会撞上这样一场命运的重逢？李朝成盯着朱世君被手铐磨红的手腕，喉咙发紧——眼前这个头发凌乱、却眼神清亮的女人，分明是三年前在重庆城郊小学，偷偷给穷孩子们垫学费、送课本的朱老师，也是当年救过他妹妹性命的恩人。 李朝成的老家在川东农村，1946年妹妹得了急病，没钱抓药眼看就要断气，是时任村小代课老师的朱世君，把自己攒了半年的薪水全掏了出来，还连夜步行二十里山路，陪着他把妹妹送到县城医院。那天雨下得瓢泼，朱世君的布鞋陷在泥里，裤腿沾满泥浆，却一路笑着安慰他“会好的”。这份恩情，李朝成一直记在心里，只是后来他被抓壮丁塞进军统，便和朱老师断了联系。 可此刻，朱世君的身份是“共党嫌疑犯”，而他是军统的押送兵。李朝成攥着步枪的手指泛白，耳边回响着上司的命令：“这女的是硬骨头，嘴严得很，路上不许多话，敢反抗就直接开枪。”他偷瞄了一眼朱世君，她脸上带着刚受刑的青紫，却没有一丝惧色，反而轻声问他：“朝成，你还记得你妹妹病好后，说要当像我一样的老师吗？” 这句话像针一样扎进李朝成心里。他当然记得，妹妹痊愈后总念叨着“朱老师是好人”，可他现在干的，却是帮着特务抓捕好人的勾当。他想起加入军统后的日子：看着同僚们随便扣个“通共”的帽子就抓人，看着监狱里的刑讯逼供惨无人道，看着老百姓提到军统就吓得发抖。他无数次夜里惊醒，觉得这身制服像烙铁一样烫人，可想着家里年迈的父母和体弱的妹妹，只能硬着头皮熬日子。 朱世君似乎看穿了他的挣扎，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：“朝成，我教学生读‘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’，不是教他们盲从强权。军统抓我，是因为我给地下党传递过消息，是因为我不想看着老百姓在黑暗里过日子。你现在手里的枪，本该对着侵略者、对着欺压百姓的恶人，而不是对着教书育人的老师、对着想要救国的同胞。” 李朝成的脚步慢了下来，心跳得像擂鼓。他想起半年前，朱世君还在重庆城里的进步报刊上发表文章，呼吁停止内战、还民太平，那些文字曾让他暗下决心，要找机会脱离军统。可他没想到，再次相见，竟是在这样的情境下。 押送的另一个特务见他磨蹭，不耐烦地呵斥：“李朝成，磨磨蹭蹭干什么？想通共吗？”这句话瞬间点燃了李朝成心里的火苗——他受够了这种助纣为虐的日子，受够了看着好人蒙冤、恶人横行。他突然停下脚步，猛地转身，用枪对准了那个特务：“不许动！朱老师是无辜的，这路我不送了！” 特务愣在原地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李朝成一拳砸在脸上晕了过去。朱世君又惊又喜，李朝成却已经解开了她的手铐，从怀里掏出仅有的几块银元塞给她：“朱老师，往东边跑，那里有解放军的队伍。我妹妹还等着您教她读书，您一定要活着！” 朱世君攥着带着体温的银元，看着李朝成毅然扛起特务的枪，朝着相反方向跑去——他知道，放走“要犯”是杀头的罪，只能用自己的逃亡，给朱老师争取时间。后来有人说，李朝成一路逃到了陕北，加入了解放军；也有人说，他被军统的追兵追上，牺牲在了山林里。但朱世君始终记得，那个在关键时刻选择良知的年轻人，用一把枪、一份勇气，诠释了“知恩图报”四个字的重量。 朱世君后来顺利找到了解放军，继续从事教育工作，她常常给学生们讲起李朝成的故事，说：“真正的善良，从来不是明哲保身，而是在黑暗中敢为正义挺身而出。哪怕只有一丝微光，也能照亮前行的路。”1949年的那场重逢，不仅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，更印证了一个道理：民心所向，从来都在正义这边。军统的残暴能锁住人的身体，却锁不住一颗颗向往光明、坚守良知的心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