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0年，汪伪政权成立，被日本人强占的《新中国报》成了汪精卫的喉舌。然而，汪精卫做梦也想不到，这家报社的社长和主编都是地下党员。 上海沦陷那会儿，日军把不少报纸强行接管过去，《新中国报》就是其中一家。原本这报纸是民间办的，发行量不算小，日军一看位置好，直接派宪兵把门封了，逼着留下的人继续出报，但内容得改成宣传日军怎么英明、大东亚共荣圈怎么美好那一套。很多老编辑一看这架势，宁可丢饭碗也不干，卷铺盖就跑了。可报社里偏偏有两个家伙特别“配合”，一个是社长袁殊，一个后来升上去的主编，本来是记者出身的年轻人。这俩人表面上对日伪指令执行得飞快，日军和汪伪那边都觉得他们是可靠的自己人，用着顺手。 袁殊这人来头大，早年家境还行，后来败落了，十几岁就在上海印刷厂干活，沾一手油墨味儿，后头靠自学和机遇读了点书，二十年代末去日本待过，学新闻，顺便日语练得溜。回国后办过小报，接触左翼圈子，三十年代初就进了中共情报系统，同时又通过亲戚关系混进国民党中统，还跟日本领事馆的人搭上线，岩井英一那家伙对他印象特别好。抗战打起来前，他已经同时挂着中统、军统、日方、青帮好几层身份，潘汉年直接管着他。上海一沦陷，日军找人管报纸，袁殊靠岩井的关系顺势接手《新中国报》，成了社长。报社大楼在租界边上，日军宪兵三天两头来转悠，检查版面，袁殊坐在办公室里点头哈腰，桌上堆满日方塞来的宣传稿，实际他把能套出来的日军调动、补给线路啥的，都通过秘密渠道往外送。 那个年轻人叫叶文津，广东人，早年家底厚实，北京读过大学，后来去日本留学，认识不少日本政界和外交圈的人。1937年入党，上级一看他日语好、人脉广，就安排他先当记者掩护，进《新中国报》干活。叶文津到报社没多久，就表现得特别积极，稿子改得飞快，该删的抗日内容全删，该加的日军宣传全加，日方一看这小伙子靠谱，袁殊又在旁边使劲推荐，说他脑子活、办事牢靠，没几个月就把他提成主编。俩人一里一外配合默契，报社表面上天天出汪伪的喉舌报纸，登汪精卫讲话、吹“和平反共”，汪伪那边还觉得这报纸办得不错，1940年伪政权一挂牌，就正式指定它做宣传工具。 其实这报纸从头到尾就是个情报站。袁殊和叶文津每天上班，翻日方送来的材料，顺手记下有价值的东西，比如日军在华东的部队番号、后勤船期、仓库位置啥的，晚上就想办法传出去。叶文津留学时留下的日本同学多，他借着拉关系、办报纸扩版的名义，去日本领事馆要钱，日本那边见他这么卖力，随手就批几千块现大洋。钱到手，叶文津不声不响换成金条或者紧缺物资，找可靠的交通员运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。汪精卫听说《新中国报》办得红火，还专门把叶文津调进上海伪政权机关当科长，这下子他活动空间更大了，白天在办公室签文件，晚上拉着日本军官和老同学吃喝，套出军火仓库和运输线路，然后组织小队，用伪政权发的通行证掩护，一车车粮食、药品、弹药往根据地送。 整个抗战下来，叶文津经手转过去的物资数量不小，日本投降那会儿，他又买通残留的日军军官，把上海周边仓库里剩下的武器弹药全拉走，够新四军用好几年。汪精卫到死都以为这报纸和这帮人是他的铁杆宣传队，压根不知道自己养了一窝地下党，把情报和物资源源不断往抗日武装送。 袁殊这人身份最复杂，五层皮裹着，潘汉年管他管了十几年，在岩井公馆里甚至安了电台，直接跟延安联系，提供过苏德开战前日本战略动向、英法慕尼黑阴谋、日军清乡时间表一大堆战略级情报，新四军好几次靠这些提前转移，避免了损失。叶文津这边更偏物资支援，但情报也没少送。俩人配合，把汪伪的喉舌报纸变成抗日情报中转站，这事儿在当时情报史上都算绝活。 抗战赢了，袁殊先去解放区，后调中央情报部门管日美方向。叶文津去了香港，继续做统战和情报，1951年卖掉家产捐了十几万美金给国家，然后全家回内地。回国后俩人都低调得很，知道的人少。五十年代潘汉年出事，牵连一大片，袁殊判了12年，叶文津20年，后来还继续关着劳动。八十年代初平反，袁殊1982年恢复党籍，1987年去世。叶文津平反没几个月，也因病走了。 这事儿现在看，汪伪那边报纸办得热热闹闹，实际上帮了抗日大忙。情报工作就是这样，表面风光无限，背地里刀尖舔血，赢了没人知道，输了一辈子翻不了身。袁殊和叶文津这俩人，一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，把汉奸报纸办成了抗日情报站，汪精卫到死都没醒过味来。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讽刺，一张报纸，两种用法，全看谁在后面使劲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