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1年，广东一女子亲手溺死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，然而在接受法院判决时，却有成千上万名群众为其求情，就连她的丈夫都表示她没错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 在1998年之前，韩群凤的人生剧本拿得相当不错。自己在东莞一家银行当大堂经理，丈夫黄卓林是家媒体记者。夫妻俩工作体面，感情和睦。 1998年6月，喜上加喜，韩群凤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。 全家人都沉浸在幸福里。可这份幸福，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，慢慢变了味。 到了孩子两岁，别的孩子牙牙学语、满地乱跑时，韩群凤的两个儿子却始终不会说话，站立不稳，甚至不受控制地流口水。 夫妻俩心里咯噔一下，抱着孩子冲进医院。诊断书像一道晴天霹雳，砸碎了所有幻想——先天性脑瘫。原因是早产导致的脑部缺氧。 那一夜，韩群凤夫妻俩彻夜无眠。 从那天起，“希望”这个词，对他们来说变得极其昂贵。 最初，韩群凤没认输。她咬着牙，要给孩子治病。 她先是在银行附近租了房，请了两个保姆。自己呢？白天上班，中午休息时间就发疯一样跑回家，给两个孩子喂饭，等他们睡下，再跑回银行。 听说有个镇上的按摩师傅技术好，她就每天下班带着两个孩子去做按摩。一个月光按摩费就得5000多。 这种疗法见效慢，花费高，对于一个普通家庭，根本撑不住。 很快，韩群凤做了一个改变她一生的决定：辞职。 她放下了银行经理的身份，成了一个全职妈妈，一个24小时连轴转的“特护”。 丈夫黄卓林，一个文人，扛起了整个家所有的经济重担。夫妻俩，一个主外，一个主内，开始了一场长达13年、几乎看不到终点的战斗。 她带着孩子跑遍了广东乃至全国的大医院，得到的答复永远是“无法治愈”。 亲戚朋友都劝她：“再生一个吧，你们得有自己的生活。” 韩群凤拒绝了。她说：“我只想全心全意照顾好这两个孩子。” 在她倾尽心血的照料下，奇迹似乎发生过。两个孩子慢慢学会了喊“妈妈”，甚至能颤颤巍巍地走几步。 这声“妈妈”，对韩群凤来说，可能比什么都重要。这让她觉得，一切付出都值了。 但命运没有松手。随着孩子进入青春期，13岁了，他们的体重在长，个子在长，但病情没有根本好转。他们依旧无法自理，吃喝拉撒全靠韩群凤一个人。 13年，4700多个日夜。丈夫要挣钱养家，常常在外。大多数时候，是韩群凤一个人，守着两个残疾的孩子，困在一个压抑的房子里。 她的性格变得越来越敏感，易怒。她会忍不住对孩子发脾气，发完脾气，又抱着两个儿子痛哭流涕。 邻居们都说，韩群凤太伟大了，太不容易了。 可这份“伟大”的背后，是一个女人精神世界的彻底垮塌。她看不到未来，也看不到自己。她被“母亲”这个身份，活活钉死了。 2010年11月20日，韩群凤彻底崩了。 那天晚上，她做出了一个极端的决定。她用一种她认为的“解脱”方式，亲手结束了两个儿子的生命。 随后，她给丈夫黄卓林发了条短信：“我和孩子先睡了，不要打扰我们睡觉。” 她换上新睡衣，写好遗书，喝下了准备好的农药，躺在了两个儿子身边。 第二天，黄卓林回到家，推开门，看到了他一生无法承受的画面。他疯了一样打120，把母子三人送进医院。 抢救的结果是：韩群凤活了下来，两个孩子走了。 活下来的韩群凤，面对的不再是家庭，而是法律。她被警方带走，罪名是——故意杀人。 这个案子，在2011年6月开庭。法庭上发生的一切，比悲剧本身更震撼。 首先，是丈夫黄卓林的表态。 他作为受害者家属，却站起来替妻子求情。他对法官说：“这13年，她背负了太多。我太了解她的痛苦。我愿意原谅她，她没有错！” 紧接着，是邻居和亲友。 他们自发组织，写了10多页长的联名请愿信，上千人签名，请求法院对韩群凤“法外开恩”。 这些邻居，是亲眼见过韩群凤如何抱着比自己还高的儿子上下楼，如何日复一日给他们喂饭擦身的人。他们最懂那份绝望。 最关键的一幕，是韩群凤的律师夏良恒，请来了一位特殊的“证人”。 这位证人来自广州，她也是一位母亲，她同样有两个患有脑瘫的孩子。 她站在法庭上说：“我希望人们能从我身上，理解韩群凤的苦衷……社会对我们这些特殊群体的关爱远远不够。我希望社会能帮助我们，不要再让悲剧重演！” 这番话，让整个法庭陷入了沉默。 韩群凤的行为触犯了法律。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他人的生命，哪怕是母亲。这是法律的底线。 但她为什么这么做？ 司法鉴定给了答案：韩群凤在案发时，患有严重的抑郁症，被评定为“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”。 通俗点说，她当时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，已经因为常年的精神折磨而“明显削弱”了。 最终，法院综合了所有因素——她的犯罪事实、她的精神状态、丈夫的原谅、上千群众的求情——做出了一次极其艰难的判决。 韩群凤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有期徒刑5年。 这个判决，是法律能给出的最大“温度”。它维护了法律的尊严，也正视了一个母亲13年的血泪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