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0年4月，李克农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台湾省的电报，电报只有四个字——老郑变节，李克农看完之后脸色惨白，悲痛地表示：我们输了一场隐蔽的战争…… 1950年4月北京的春寒里，李克农攥着那封写着“老郑变节”的电报，指尖发颤不是没缘由的，这“老郑”可不是普通地下工作者，正是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，一个跟着红军走完长征、在隐蔽战线摸爬了十几年的“老革命”。 1946年党中央派他回台湾建党组织时，他还是众人信赖的核心，短短四年就把党员发展到1300人，连同情革命的群众都有2000人，算上能动员的力量足有5万人，这份家底是多少人冒着杀头风险攒下的。 蔡孝乾的暴露说起来透着点荒诞。1949年7月，基隆工委书记钟浩东被捕后恍惚间问起“老郑怎么样”，这三个字让特务头子谷正文嗅到了大鱼的味道。 后来高雄的党员李汾叛变，供出了副书记陈泽民，酷刑之下陈泽民又泄了老郑在台北泉州街的落脚处，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第一次被捕。 可这老兄没硬气多久，就靠着要饺子、要高档牛排的小恩小惠跟特务周旋，还借着带路找据点的由头在黑暗厂房里逃了出去。 躲在嘉义农村俩月，实在熬不住嘴馋要去西餐馆解馋，结果第二次被捕，这次他连伪装都懒得做了，开口就提条件——让16岁的妻妹马雯娟来监狱同住，答应了就全盘招供，这份“骨气”真是把革命气节当饺子吃了。 他这一叛变，整个台湾地下党就塌了天。一周之内他把脑子里的名单倒了个干净，从工委委员到基层党员，从武装保卫队据点到情报传递路线，连跟大陆联络的暗号都没剩。 国民党特务按着他给的线索抓人，最先落网的就是“东海小组”的吴石、朱枫他们。 吴石可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，拿着最高层级的军权给大陆送情报，《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》《海军基地部署》这些绝密资料全靠他递出来，结果被捕后受尽酷刑瞎了一只眼，临刑前只留下“凭将一掬丹心在”的绝笔。 朱枫本都要借军用飞机离台了，硬生生被拖回监狱，1950年6月10日跟吴石他们一起倒在台北马场町刑场。 这场浩劫里，400多名共产党员直接被捕，牵连清查的关系人更是多达1800人，相当于把台湾工委攒下的家底连根拔起。 武工部长张志忠被捕后，蒋经国两次亲自劝降都被骂了回去，在牢里高唱《国际歌》，到死都没供出一个人；基隆工委书记钟浩东绝食抗争，还鼓励同伴继续奋斗；出身望族的林正亨面对联名具保，临刑前照样高呼“祖国万岁”。 这些人跟蔡孝乾比，缺的是叛变的借口，不缺的是刻在骨子里的信仰。 更讽刺的是蔡孝乾自己的结局。 国民党给了他保密局设计委员、情报部少将副主任的虚职，却始终把他当防贼似的盯着，毕竟一个能出卖自己同志的人，谁会真心信任。 1982年他孤独死去时，没几个人知道这个“少将”是谁，更没人记得他曾是台湾地下党的掌舵人。 而那些被他出卖的烈士，吴石的遗骸1994年被迁回北京安葬，朱枫的骨灰2010年归葬宁波老家，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无名英雄广场上，他们的雕像永远立在那里。 毕竟当时解放台湾的准备已经箭在弦上，蔡孝乾手里的情报和组织网络，本是配合解放军登岛的关键力量，他这一倒戈，等于亲手掐断了这条战线。 李克农说“输了一场隐蔽的战争”，输的不是兵力装备，是有人把信仰当了交易的筹码。 台湾白色恐怖时期，超过1100人被判死刑，7550人遭判刑，多少家庭破碎都是因为这样的背叛。 那些坚守信仰的普通人，比如把家产捐给组织的刘光典，在深山里坚持斗争三年的无名战士，他们没什么头衔，却用命守住了底线；而蔡孝乾这样握着权力的“老革命”，丢了信仰就成了最致命的蛀虫。 这道理放在什么时候都一样，信仰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，可丢了它，再硬的骨头也会变软，再稳的根基也会崩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