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5年毛主席查阅授衔名单，不悦道：井冈山籍的开国将军就1个？ 一九五五年，北京。秋天。 那年的秋天，中南海怀仁堂里的灯开得特别亮，晃得人睁不开眼。新做的五五式军服，料子是好料子，苏联来的马裤呢，笔挺。可穿在那些从枪林弹雨里爬出来的将军身上，总有点不对劲。衣服好像不认识人，人也好像不认识衣服。一个个习惯了枪口下头不回，炮弹边上眼不眨的汉子，被那小小的风纪扣给捆住了，脖子伸不直，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。彭德怀后来授了衔，回家就把那身衣服脱了，说这玩意儿穿着难受。 这身新衣服，这套新规矩，就是那场授衔仪式的核心。说白了，就是要把一支在山沟里、田埂上打出来的队伍，整编成一支能跟别国军队站在一起、看着像那么回事儿的正规军。一切都要学苏联老大哥，肩章、领章、军衔，一板一眼，不能错。这是面子，也是里子。一支军队，总不能老是“张司令”“李政委”地叫，得有上校、少将，听着才像个样子。 所以，这事儿一开始，就是个技术活儿。总干部部的人忙得脚不沾地，名单拟了一遍又一遍。这不仅仅是论功行行赏，麻烦得很。这里头牵扯到“山头”。红一方面军、二方面军、四方面军，八路军那三个师，还有新四军……这都是历史，是人情，是账本。哪个山头多分一个将，哪个山头少给一颗星，那都是要掂量再三的。彭总为了这事，不知熬了多少夜，平衡来平衡去，力求一碗水端平。 可就在这敲锣打鼓，一切看似妥当的时候，有个传闻，不知从哪儿飘出来的。说名单送到毛主席那儿，他老人家没看别的，就盯着籍贯那一栏，看了很久。然后，好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好像是问身边的人，说了一句，井冈山下来的人，怎么就这么少了？ 这话，在正式的文件里，你翻烂了也找不到。但它就像个影子，一下子就盖住了怀仁堂里所有的灯光。它让所有穿着新军装、准备接受荣耀的人，心里都咯噔了一下。是啊，人呢？最早跟着上山的那拨人，都去哪儿了？ 王尔琢就是一个答案。黄埔四期的毕业生，林彪都要喊声“师兄”的人。朱毛会师后，他是红四军的参谋长，二十八团团长，那是红军的拳头。脑子灵光，打仗勇猛，主席当年最倚重的人之一。可他怎么死的？不是死在冲锋陷阵的路上，那也算死得其所。他是死在自己人手里的。队伍艰苦，有人想当逃兵，还是个营长，拉着队伍要走。王尔琢觉得是自己没把工作做好，脸上挂不住，非要自己去把人劝回来。为了表示诚意，警卫员都没带。结果那个想跑的营长，一见主官来了，心里发慌，手里的枪一哆嗦……就这么一枪，王尔琢就倒下了。那年，他二十五岁。 这种死法，不壮烈，甚至有点窝囊。它不是英雄故事，是事故。可是在井冈山那两年多，这种事故，每天都在发生。有时候是一颗不知道从哪儿飞来的流弹，有时候是过河的时候脚滑了一下，有时候就是饿得实在走不动了，一屁股坐下去，就再也没起来。根据地统计过，有名有姓的烈士，一万五千多。没名没姓，算不清的，加起来有四万八。两年零四个月，四万八千人。算下来，一天得没掉六十多口子。 这些人，就是那个问题的答案。他们不是没功劳，是他们的功劳簿，还没来得及写满，人就没了。他们是柴火，把革命的火烧旺了，自己变成了灰。 活下来的人，心里都有一本账。所以许光达听说自己要被评为大将，急了。连着给中央写信，说自己不行，功劳不够，比起那些牺牲的同志，受之有愧。他在信里算账，说谁谁谁比我更能打，谁谁谁比我资格更老，他们要是活着，哪轮得到我。这话不是客气。那是一种真实的不安。就像一桌子人吃饭，吃到最后，就剩你一个了，别人都因为各种原因先走了。你端着这碗饭，心里能踏实吗？每一口，都觉得是替别人吃的。 所以，你看那场授衔，它底下藏着两股劲。一股是向前的，要正规化，要建立新秩序，要跟上时代。另一股是向后的，是对过去的一种交代，一种追认，一种……不安。这两种劲儿，就拧巴在那一身身崭新的军装上，拧巴在那一张张经历过风霜的脸上。 从一个物件也能看出来。井冈山那会儿，战士脖子上都系个红布条，叫“牺牲带”。那意思是，我这条命，就是交待给革命了，随时准备牺牲。那根布条，代表的是一种自发的、草莽的、带着热气的承诺。它不分官兵，人人都有。可到了一九五五年，元帅们从主席手里接过的，是命令状，是元帅杖。那东西，是国家授予的，是权力的符号，是秩序的顶端。 从“牺牲带”到元帅杖，这中间的路，就是用那四万八千条命铺出来的。 所以，那场典礼，与其说是开幕，不如说是闭幕。它为那个提着脑袋打江山的草莽时代，画上了一个句号。从此以后，军队不再是某个“山头”的队伍，而是国家的国防军。兄弟情义，要让位于军法条例。这是一种必然，也是一种告别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