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1年，19岁的吴晓丽在沈阳被判处死刑，在枪决前，她突然高喊一个要求，让公安机关震惊不已，经过慎重考虑后，最终同意了她的要求…… 刑场那天，吴晓丽被押到郊外，没有求饶，也没有喊冤，只一遍遍说自己不怕死，但一定要验明清白。一个不到20岁的农村姑娘，把最后一点力气都用在这件事上。 1972年，她生在沈阳乡下，家里穷，父母更疼弟弟，她初中没念完就被送到县城裁缝铺学徒，为的是少一张吃饭的嘴。老板表面和气，教手艺时却总借机动手动脚，她怕坏了名声，不敢声张，只能躲着忍受。 1990年春天，老板娘回娘家，老板趁家里没人把门一关，要把她往里间拖。她吓急了，抄起裁布刀在他胳膊上划了一下才逃出去。第二天起，镇上却传成她勾引老板不成反伤人，赵老板倒打一耙，老板娘带人堵着她骂，狐狸精这些脏话一通乱扣。 她回家原以为父母会护着，等来的却是一巴掌，说她丢尽家门脸。村里人看她像瘟神一样绕路，再没人愿意听她解释，一个18岁的姑娘，就这样被困在没有出口的角落里。 1991年1月，她把赵老板6岁的儿子骗到村外废树林，用铁锤砸死，当晚自己走进派出所，把经过交代清楚。法院很快判她死刑，她没请律师，也不提上诉，只说行刑那天还有一件事要办。 直到押上刑场，她才喊出那个要求，要当场请女医生验身。公安商量后短暂停止执行，把她带去检查。结果很快出来，她的处女膜完好，这个结论当场撕碎了所有流言。 可程序已经走完，枪声还是照响，一个19岁的生命带着刚刚被证明的清白倒在雪地里，她要的，只是让世人知道自己从未勾引过任何人。 多年以后，在刑事审判参考资料里，又出现了一个叫吴晓丽的名字。那起案子里，她不是裁缝学徒，而是为做小生意去贷款的年轻女人。 她按规定办了贷款，也提供了抵押物，后来生意失败没能按时还钱，这桩本该通过民事途径解决的纠纷，被认定成贷款诈骗，她被判了死刑。 押赴刑场前，她同样高喊自己没有骗贷，请求暂停执行并重新核查。 司法机关这一次没有无视最后的呼声，而是把贷款申请、审批到抵押物处置的每一步重新捋了一遍，最终认定贷款本身并无欺骗，问题出在对抵押合同效力的认识偏差，案件得以再审，死刑判决被撤销，她被宣布无罪，从“死刑犯”变回普通公民。 一个名字背后并列着两个故事，一边是被流言和冷漠逼到绝路的乡村女孩，一边是差点被程序错误夺走性命的债务人，看上去互相矛盾，却都有同一个落点，都在拼命守住“清白”两个字。 前者用一纸验身证明自己没有勾引任何人，后者用再审结论证明自己贷款时没有骗人，她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都没被当成一个值得耐心聆听的人。 它逼人回头去看，农村女孩遇到骚扰有没有地方说理，办案单位面对被告人的申辩有没有足够耐心。后来，法律开始强调对性骚扰的追责，司法系统通过再审纠错，把类似案件写进审判参考，这些变化早已超出她当年的想象。 她停在19岁的冬天，却把一个问题留给后来的人，清白不该只在刑场上被仓促对待，真正的进步，是在有人被推到绝境之前，就能给出说理的渠道，让委屈不用靠极端的报复和生死边缘的喊叫，才有机会被认真听见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