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6年，八一厂已经很乱了，当时厂里私底下流传着一句话：“男的，不如女的，老的，不如少的。”这话说的就是王晓棠。 1934年，王晓棠出生在开封，祖籍南京，从小便随着家人一路搬迁，经南阳、武汉、万县、涪陵，最后在重庆安下脚。 巴蜀学校的课堂培养出她的表达能力，13岁拿下全市演讲第一，15岁又背上行囊，加入西南服务团文工队学京剧，后来进京剧团、话剧团，在部队舞台上跌打翻滚，练出扎实基本功。 1955年，她在长影演出《神秘的旅伴》里的小黎英，被记住那张又清秀又倔强的脸。不久她主演《边寨烽火》，1958年调入八一厂，接连出演《英雄虎胆》《海鹰》等片。 1963年，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里一人演金环和银环两姐妹，第三年抱回百花奖影后，她成了八一厂当之无愧的台柱子。 风暴来的时候，八一厂从拍片的地方变成批斗场。老厂长陈播、导演严寄洲这些为电影拼过命的人，被红笔打叉贴上墙。有人成心拿她当突破口，把白纸一叠摔在桌上，要她写材料揭发，要她在台上带头发言。 外面不少男同志为了自保，开始写检查、请长假，年纪大的老职工经不起反复折腾，身体和意志都在垮。 她却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把那句“没人指使，我自己干的”顶在前面。批斗会上，追问一轮又一轮，只要她点出名字，台下几位老同志就会被拖上台，她始终只认自己，不肯牵连别人。 后来轮到她本人成了对象，钢丝鞭和大木棍打到腰伤，她依旧不肯写揭发信，反而抢着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。那句“男的不如女的，老的不如少的”，就是在这种对比中慢慢传开的。 她嘴上硬，心更软。严寄洲家里最难的时候，她把自己省下的粮票、白面馒头塞在布袋里，天黑后绕小路送去，临走只叮嘱一句“如果有人问，就说不认识我”。 扫操场、刷厕所成了每天的任务，她依然把恩师常走那条小道扫得干干净净，看见对方被押着走过，就趁人不注意往口袋里塞一颗糖。那是她力所能及的反抗，也是她给自己留的底线。 1969年，她被贴上“特殊复员”的标签，发到怀柔林场。土屋、铁锹、山路替代了摄影棚的灯光，最重的打击却来自家里，唯一的儿子在最困难的时期病倒，住不了院，17岁就离开了，临终前还说“妈妈，我们会胜利的”。那句“胜利”，成了她余生最痛也最硬的支撑。 生活对她并不完全冷酷。林场场长老胡，只要知道她是去给八一厂送材料，就给她批假放行；火车站的职工为了等她赶上末班车，会反过来打开车门喊她快上车；车厢里认出她的观众，悄悄劝她好好活着，将来再拍电影给大家看。 她在挨打挨骂里失去许多，却从这些普通人身上，重新摸清了“人民”两个字的分量。 1975年，她终于重新穿上军装回到八一厂。那时风向尚未完全扭转，她一边继续演戏，一边学着自己写本子、自己导戏。《翔》《老乡》这些片子，资金紧张时靠她掏出自己的工资补窟窿，她记着陈播当年骑自行车去买道具的样子，坚持不搞特殊。 1988年，她当上副厂长，1992年接过厂长位置，很快被授予大校、少将军衔，成为中国影视界第一位女将军导演。 她把省下来的租场地钱，换成王佐乡的一块地，建起影视基地，让八一厂又能大规模拍戏。《大转折》《大进军》一部部上画，八一厂从当年的批斗场，重新变成银幕上的“前线”。 晚年的奖项可以数上很长一串，从百年百位优秀演员到金鸡、金凤凰终身成就奖，还有《芬芳誓言》《他们的名字是人民》这样的作品继续在荧幕上讲述人民故事。 可在她自己看来，最值得记住的，仍是那几年不肯写下的几张“揭发材料”，和林场土屋里咬牙挺过去的日子。 当年八一厂那句“男的不如女的，老的不如少的”，表面是在夸一个年轻女演员硬气，其实也是在替一群人留底线。 王晓棠用从金环、银环，到林场女工，再到少将厂长的一生证明，这句话不是顺口一说，而是她给自己立下的要求：顺境里要踏实干活，逆境里也绝不出卖良心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