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厂里的印花车间工人，因为长得好看，被人叫厂花，后来拒绝车间主任的骚扰被穿小鞋，厂长就把我介绍给了被称“疯子画家”的李砚，逼着我跟他结婚，直到婚后我才知道，他不是疯，是在研究印染配色。
李砚以前是美院的学生，听说因为在课堂上画裸体素描被开除了，回了老家之后，就整天酗酒、砸东西，疯疯癫癫的，厂里人都背地里叫他“疯子画家”。
他父母早亡，没人管他，平时就靠叔父接济，四十不到的人，看着比同龄人老了好几岁，身上总带着一股颜料和酒混合的味道。
车间主任见我不肯顺从，就处处给我穿小鞋，要么故意给我难染的花色，要么挑我一点小毛病就扣工资，我实在熬不下去，厂长就找我谈话，说要给我介绍个对象，只要我同意，就不让车间主任为难我。
我以为厂长会介绍个靠谱的，没想到竟是李砚。我不愿意，可厂长施压，车间主任也步步紧逼，我走投无路，只能跟李砚领了证，算是凑活过日子。
新婚夜，李砚又喝得酩酊大醉，倒在地上就睡，屋子乱得像个垃圾场，到处都是空酒瓶、颜料管和废纸。
我叹着气收拾屋子，在一堆皱巴巴的颜料管里，摸到了一本硬壳笔记，封面都被颜料染脏了，我翻开一看，里面根本不是画画的草图，全是密密麻麻的字迹，记的都是各种颜色怎么搭配、怎么调才正。
上面写着“靛蓝兑钛白，三份蓝加一份白，在太阳底下看颜色最匀”，还有“棉布染颜色，染料放多少，得看水温高低，水越热，染料可以少放一点”，我虽然还是不太懂这些门道，但也看明白了，他不是在瞎胡闹，是在琢磨怎么把印染的颜色调得更标准。
我在印花车间上班，最头疼的就是色差问题，稍微有点偏差，就会被质检员打回来，还得扣工资，有时候一个月的工资，扣完都剩不下多少。
有一次，我又因为红色染得偏橙被扣了工资，晚上回家，看着还在醉酒的李砚，我试探着问他：“要是染红色，颜色偏橙了，该怎么办？”
他醉醺醺地睁开眼，抓过我身上的蓝布围裙，拿起桌上的炭笔，歪歪扭扭地写：“加0.8%群青，水温降5℃。”
我半信半疑，第二天上班，就按照他写的方法试了试，没想到染出来的红色，颜色特别正，质检员都惊呆了，一个劲地夸我，说从来没见过这么标准的红色。
从那以后，我就开始偷偷带厂里的染料样本回家，给他放在桌子上。他虽然还是喝酒，但明显少了很多，也不怎么砸东西了。
他找来了很多废弃的玻璃瓶，在阳台搭了个简易的台子，做光谱折射实验，有时候能坐一下午。后来，我们干脆在厨房搭起了“实验室”，锅里煮的不是饭菜，是染了色的色卡，案板上摊的也不是菜，是他画的色度坐标图。
没过多久，厂里引进了一批日本的新花型，好看是好看，但本地的染料根本还原不出那种颜色，厂长急得团团转，召集所有人想办法，都没什么头绪。
李砚听说后，整整三天没睡觉，就在厨房和阳台之间来回折腾，写写画画、配调配调，终于推导出了替代配方，用这种配方染出来的花型，和日本的几乎一模一样，成本还降低了40%。
后来，轻工部派人来厂里调研“国产染料替代进口”的项目，厂长当着调研人员的面，大吹特吹，说这个配方是厂里所有人的集体智慧，半点没提李砚的名字。
就在厂长说得唾沫横飞的时候，李砚突然冲进了会议室，手里甩着一叠色卡和写满公式的纸，大声说：“这是我的算法，我的配方，署名必须有我！”
全场一下子就安静了，没人说话，都看着突然闯进来的李砚，眼神里有惊讶，也有不屑。厂长气得脸都红了，指着他怒斥：“你是不是精神病发作了？在这里胡言乱语！”
我看着李砚坚定又委屈的眼神，再也忍不住，站起来，举起手里一块染好的红布，大声说：“这块‘敦煌朱砂红’，全国只有他能稳定复现，不信的话，我们可以现场试！”
我话音刚落，会议室里又陷入了死寂，调研人员拿起我手里的红布，又翻看了李砚手里的公式表，眼神渐渐变了。
我看着身边的李砚，他不再是那个醉醺醺、疯疯癫癫的样子，眼神里满是倔强。我突然想起，这几个月来，他熬夜推导配方的样子，想起我们在厨房一起试色的时光，心里酸酸的，又暖暖的。
我不知道调研人员会怎么决定，也不知道厂长会不会放过我们，更不知道李砚以后能不能被所有人认可，我只知道，我没有嫁错人，他不是疯子，是个有真本事的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