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1年1月，赣州市宁都县举行公审大会，原国民政府江西省少将保安司令、抗日爱国将领邓子超在公审大会上被判处枪决之刑，随即邓子超被枪决。 邓子超出生成长在江西石城一个普通家庭，父亲作为清朝武秀才，对他影响深远。从小接受传统教育，七岁进入私塾学习经典，表现出勤奋和领悟力。之后考入省立江西南昌中学，继续深造。1919年，他投身闽军许崇智部队，从士兵起步，通过表现获得机会。1923年进入陆军讲武学校，次年并入黄埔军校第一期，编入第六队。在军校期间，他接受严格军事训练，并秘密成为共产党成员。这段经历让他接触到革命思想，但也为后来选择埋下伏笔。加入国民党后，他快速升迁，担任江西保安团团长。在赣皖地区，他多次指挥部队参与围剿红军行动，导致大量红军伤亡。他的这些行为直接影响了后期命运。 抗日战争爆发后，邓子超率保安团驻防庐山。1938年7月，他接到命令，与保安第十一团协作，掩护薛岳和张发奎两大兵团转移。部队只有3000余人，却面对日军冈村宁次第十一军进攻。战斗持续9个月，部队与日军交火超过200次，消灭不少日军兵力，阻碍日军南下步伐。冈村宁次为此感叹庐山难辨真面目。为了瓦解守军，日军派人送信招降，许以中将职位，但邓子超拒绝。他撕毁信件，并处决送信汉奸。这场庐山保卫战让他声名大噪，报纸广泛报道他的事迹。战后，他晋升为江西省保安司令，继续处理军务。 在庐山保卫战中，邓子超的部队利用山地地形构建防御工事，坚持抵抗日军轮番进攻。日军使用飞机和大炮轰炸，守军工事屡遭破坏，但他们通过夜间偷袭敌营，多次挫败日军锐气。部队从最初1653人减至840人，损失惨重。这次战斗不仅完成掩护任务，还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对国土的捍卫。战后，邓子超获得嘉奖，并继续在江西任职。1941年，他兼任江西省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，后调至第五区，负责地方治安和军务管理。他的黄埔背景让他在国民党体系内得到重用，但也积累了与红军对立的记录。 1942年，邓子超兼任鄱阳湖警备司令部司令，处理水上治安事务。1945年，他被免去第五区职务，短暂闲置。1946年退出现役，次年归役，叙任陆军少将。1948年初，任江西绥靖公署少将参事，同年夏辞职返乡，隐居赣州。他不愿去台湾，选择留在大陆。这段时间，他避开公众视线，过着低调生活。但他的过去行动已成为隐患，特别是围剿红军时造成的伤亡和转移物资的行为。 南昌解放前夕，邓子超奉命组织转运军需物资，使用车辆日夜抢运武器弹药至吉安等地。这项行动帮助国民党残余力量转移资源，加剧了与新政权的对立。1949年4月，他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少将高参，继续参与类似事务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他携家属徙居赣州，试图隐匿。但1950年镇反运动展开，全国清查原国民党高官，他很快在赣州被捕。被捕后，他被押解至宁都县关押，接受审讯。 审讯过程中，邓子超的罪行被列出，包括在赣皖地区指挥围剿红军导致的众多红军伤亡，以及转移军需物资的具体数量和路线。他在监狱中表现顽固，曾多次自残、越狱，甚至教唆他人越狱。这些行为进一步恶化了他的处境。在功德林，他是黄埔一期生中唯一被枪决的，其他七人后来获特赦。他的不合作态度，让他无法获得改造机会。 1951年1月，赣州市宁都县举行公审大会，邓子超被押上台。审判员宣读罪状，强调他围剿红军和转移物资的罪行。大会后，他被判枪决，随即执行。这标志着他52岁生命的结束。他的经历反映出时代变迁中个人选择的代价，从黄埔学员到抗日将领，再到被处决的反革命分子。 邓子超的一生充满争议。他早年投身革命，却在国共分裂时转向国民党，导致后期悲剧。庐山保卫战是他军事生涯高峰，但围剿行动的血债无法抹去。镇反运动中，他的顽固表现直接导致枪决结局。这段历史提醒人们，战争和政治选择往往决定命运走向，而非单一功绩。 在监狱改造期间，邓子超拒绝接受教育，多次对抗管理。这与其他黄埔一期生形成对比，他们多数通过改造获释。他的行为被视为冥顽不灵，最终被江西司法机关依法审理，判处死刑。执行地在宁都县，过程符合当时法规。这起事件在当时引起关注，但也体现了新政权对历史罪行的清算。 邓子超的枪决不是孤例。1951年，多名原国民党将领被处决，包括其他中将。他们大多有围剿红军或转移物资的记录。他的案例突出黄埔系内部的分化，一些人选择合作获新生，他却因顽固付出代价。这段历史值得后人审视，避免类似悲剧重演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