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先农坛附近的刑场上死刑犯被处决后装进窄小的棺材里。众所周知，鹤年堂附近的菜市口才是北京有名的刑场。许多死刑犯曾在此处结束了自己长短不一的人生。 先农坛在明清时期本是皇家祭祀神农、举行亲耕仪式的地方，坛墙环绕规模宏大，里面的太岁殿、观耕台等建筑都透着庄重。 谁也想不到，这样一处象征农耕祈福的圣地，到了民国时期竟成了刑场。 民国政府曾计划把先农坛部分区域改成公园，可这个计划最终落空，原本规划公园的遗址反倒成了处决犯人的地方。 南纬路东端路南的先农坛墙根下，就是当时固定的行刑点，居住在附近的人都管这儿叫“坛筒子”。 1926年4月26日，《京报》创办者邵飘萍就在这里被处决。 处决结束后，没有家属认领的犯人，就会被装进那种窄小的棺材里。 这种棺材用料单薄，做工粗糙，尺寸比普通棺材小一圈，目的就是为了节省成本，方便搬运。 解放初期，这里还偶尔执行死刑，只是具体的准确位置随着城市变迁，如今已无处可寻。 和先农坛刑场的低调不同，菜市口刑场的名气早已刻进老北京的记忆里。 说起来还有个有意思的说法，“先有鹤年堂，后有菜市口”。 鹤年堂始创于明朝永乐年间，比故宫、天坛的年纪都大，而菜市口成为刑场则是清朝顺治年间的事。 自那以后，这里就成了“刑人于市，与众弃之”的地方，犯人被押出宣武门，过了断魂桥，就到了这处终结之地。 每逢“出红差”，菜市口就变得异常热闹。 临街的铺子都会在门口摆上条案，放上三碗白酒，讲究点的还会摆上几碗蒸菜。 铺子门口挂着红绸子贴红对子，看着竟像办喜事一样。 鹤年堂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特殊角色，行刑前一天总会接到官府通知，准备好两类酒食，一类给监斩官和刽子手，另一类则是给犯人送行的断头饭。 监斩官还会提前到鹤年堂休息，等到午时三刻阳气最盛时再行刑，以此冲抵血气。 刽子手行业有不少门道，祖传的鬼头刀重约七斤，新刀还得用稻草人试斩淬火。 想让犯人少受点罪，家属就得提前贿赂，通常要花十到五十两白银，这相当于普通工匠半年的收入。 收了钱的刽子手能做到“断头不掉头”，方便家属后续收尸缝合，没收到钱的就直接提刀斩首，抬脚蹬尸，半分客气都没有。 光绪初年一次盗皇陵大案，七十多个犯人在菜市口被处决，光兵勇就出动数百人，拉盖尸席的马车有七八辆，场面格外森严。 在菜市口送命的名人不在少数。 咸丰年间的顾命大臣肃顺，被押到这里时骂声不绝，直立不跪，最后被刽子手打断双腿才跪下。 戊戌变法失败后，谭嗣同等六君子也在此就义。 行刑前，鹤年堂掌柜敬重六君子，拿出自制的“鹤顶血”麻醉药，可六君子无一人接受。 谭嗣同行刑时排在第五个，当时刽子手的刀已经钝得卷了边，砍了数刀才结束，受了极大的罪。 刘光第遇难时，刽子手刀落血流如涌，无首之躯却迟迟不倒，吓得现场鸦雀无声。 1900年庚子年间，菜市口更是经历了惨绝人寰的一幕。 半个月内，一百多名百姓以白莲教谋反的罪名被冤杀，7月15日当天就砍了七十八人。 史料记载，当时市口两旁铺户外，无首之尸堆得满地都是，不少都是乡间愚民，临刑时呼儿唤女，嚎痛之声惨不忍言。 那些主张不要听信义和团的大臣，也被朝廷斩杀于此，后来才在《辛丑条约》中平反。 如今，菜市口早已成了商业繁华的街道，鹤年堂也换了位置，先农坛则成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所在地。 那些曾经的血腥与残酷，都被岁月悄悄掩埋，唯有翻看史料、凝视老照片时，才能隐约感受到当年的沉重，提醒着我们珍惜当下的安稳生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