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19年，63岁的康有为娶了18岁的张光。 这位曾在《大同书》里疾呼“去家界、男女平等”的维新领袖，转身就用八抬大轿抬进了第六房姨太。 当年力主“一夫一妻”的笔锋还未干透，西湖边的定情信物已递到洗衣少女手中，这种撕裂感比任何史书都更直白地剖开了清末文人的精神褶皱。 康有为的婚姻史像部矛盾集合体。 1876年娶原配张云珠时他还是传统儒生，1907年纳美国华侨何旃理时开始践行“中西合璧”，到1911年与日本女仆市冈鹤子的露水情缘，再到1919年对张光的执着追求，六位妻妾的身份变迁，恰似他思想光谱里摇摆的指针。 《大同书》里“婚姻自由”的理想，终究没能跨过自家门槛。 那年春天的西湖边，穿粗布衣裳的张光正在浣纱，身后是等着糊口的两个弟弟。 康有为的望远镜从游船里望过来，镜头里的少女成了他晚年权力游戏的新棋子。 据说当时康家管事拿着千两白银的聘礼上门，张光父母看着账本上的数字，把“不愿意”三个字咽了回去。 民国初年浙江农村嫁女的常规彩礼不过50银元，这笔钱足够让两个儿子娶上媳妇。 上海的婚礼办得很热闹，《申报》社会版用“新学领袖之风流韵事”做了标题，章太炎却在《华国月刊》上写文章，说康有为是“假维新之名，行旧官僚之实”。 新娘穿着西式婚纱，却在拜堂时行了三跪九叩礼，这种混搭像极了那个时代的尴尬旧的秩序正在瓦解，新的规则还没成型。 1927年康有为病逝前，拉着张光的手修改遗嘱。 原本属于她的那部分遗产被附加了条件：守节不嫁才能继承。 二十多岁的张光看着满箱字画和房产契书，在“贞节”与生存之间画了押。 后来有人在上海旧货市场见过她变卖康有为手札，说老夫人总在黄昏时站在窗前，手里捏着褪色的红盖头。 同为民国女性，秋瑾之女王灿芝敢在1920年代离婚再嫁，张光却困在康有为的遗产里直到1945年病逝。 这种差异不是简单的性格问题，当时女性若想保住财产，往往要拿婚姻自由做交换。 就像那些被她变卖的字画，墨迹里藏着的既是文人风骨，也是困住一个女人半生的枷锁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