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7年，18岁的徐雯波嫁给48岁的张大千，新婚之夜，娇羞的新娘轻声轻语道：“叔叔。”这声称呼像根细针，扎在民国动荡的画布上。 48岁的新郎正整理着被战火熏黄的敦煌临摹稿，笔尖的朱砂还没干透。 1943年的成都画室里，14岁的徐雯波盯着《长江万里图》草稿指出：“这里的云雾该再淡三分，才像巫峡的晨雾。”当时刚从敦煌归来的张大千愣住了，满室文人墨客中，这个梳着双丫髻的少女眼里有山水。 他不知道，三年后这个姑娘会把自家阁楼改造成画室，在1944年冬的轰炸声中帮他抢救烧焦的画稿。 日军空袭那晚，青羊宫附近的画室塌了一半。 徐雯波踩着碎瓦砾找到张大千时，他正抱着半幅《飞天》残卷发呆。 “去我家吧，我爸妈出城躲警报了。”少女的蓝布旗袍沾着灰，却把藏在袖口里的馒头递了过来。 后来每个深夜，她研墨时手腕悬在砚台上的弧度，让他想起敦煌壁画里反弹琵琶的伎乐天。 1946年中秋，徐雯波把晒干的桂花收进锡盒。 “先生总说桂花香能定神。”她低头系绳时，听见身后的叹息：“我女儿和你一般大。”月光从窗棂漏进来，在两人之间画了道银线。 那时沪上报纸正炒徐悲鸿娶廖静文的事，28岁的年龄差让舆论吵翻了天。 徐父摔碎了三个茶杯：“他能当你爹！”可当医生拿着孕检单上门，这个做绸缎生意的男人终究软了腿。 婚礼当天徐雯波没穿婚纱，蓝布旗袍领口别着张大千画的荷花银簪。 齐白石送来的“松鹤延年”图挂在礼堂，题跋里“真情不拘年齿”几个字，墨色浓得像化不开的夜。 黄凝素在《申报》上的声明让沪上文人圈炸开了锅。 “为少女弃发妻”的标题旁边，配着张大千前三次中式婚礼的照片。 兰心大戏院的宴会上，这位前妻当众念出离婚协议，水晶灯的光晃得人睁不开眼。 徐雯波只是把那幅荷花图又裱了遍，边角处添了行小字：“乱世相守，纸短情长。” 如今台北历史博物馆的库房里，还存着徐雯波整理的《张大千画稿》。 第37页有片焦痕，旁边用铅笔写着：“1944年冬，成都。”当年那个喊“叔叔”的新娘，后来总在深夜帮丈夫研墨。 砚台里的墨汁映着两人白发，像极了敦煌壁画里历经千年依然鲜活的飞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