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葬完母亲，我没再进屋和父亲打招呼，而是悄悄地走了。刚上车，父亲打来电话：你都不

安葬完母亲，我没再进屋和父亲打招呼，而是悄悄地走了。刚上车，父亲打来电话：你都不陪陪我吗？我冷冷地说：我为我妈感到高兴，她终于解脱了！电话那头沉默了，只有电流的滋滋声，我咬着牙挂了电话，发动车子时，手却控制不住地抖。 母亲的骨灰盒放进墓穴时，梧桐叶正往下掉，一片砸在我手背上，凉得像她临终前最后一次摸我的温度——那时候她已经说不出话，只捏着我的手指往父亲的方向扯，可我假装没看见。 刚把车开出墓园大门，手机就在副驾震动起来，屏幕上跳动的“爸”字像根刺。 我盯着那两个字看了三秒，按下接听键时，指节都在用力。 他的声音比昨天灵堂里还哑，带着点小心翼翼的颤：“你……这就走了？不进屋喝口热水吗？” 我听见自己喉咙里发出冷笑，像生锈的铁片摩擦：“喝什么？喝你以前总忘了给我妈热的那杯吗？” 电话那头突然没了声音，只有电流滋滋地响，像极了母亲夜里咳得喘不上气时，父亲在客厅来回踱步的脚步声。 那时候我总躲在门缝后看，看他背着手站在窗前，影子被月光拉得又细又长，像根快被压断的扁担。 “我为我妈感到高兴，”我咬着牙说，每个字都像从冰窖里捞出来的，“她终于解脱了！” 说完这句话，我突然想起母亲下葬前，我整理她遗物，在床头柜最底层摸到一个铁盒子，里面全是父亲的体检报告——肝不好，腰不好，还有一张五年前的诊断书，写着“中度抑郁”。 我是不是太狠了？可他凭什么问我“陪不陪”？母亲躺病床上那三年，他有多少个晚上是在单位加班，回来时母亲的药早凉透了；我去医院送饭，看见她偷偷把药片藏在枕头下，说“你爸累，别让他知道我又不舒服”——这些他知道吗？ 电话被我猛地挂断，车里死一般静，只有空调出风口微弱的风，吹起副驾上母亲的旧毛衣。 那是她亲手织的，枣红色，领口绣着小小的“安”字，她说希望我们都平平安安。 发动车子时，手怎么都稳不住，方向盘在掌心打滑，像母亲最后那段日子，我怎么也抓不住她逐渐变冷的手。 后视镜里，墓园的白墙越来越远，我好像看见一个佝偻的身影站在门口，手里攥着什么东西，在风里晃啊晃——后来我才想起，那是母亲每天早上给父亲泡好的茶缸，搪瓷的，边儿上磕了个豁口，他用了二十多年。 原来有些话，没说出口的时候最疼；有些人，转身后才开始后悔。 现在我常常在路过药店时停下来，想买盒父亲常吃的降压药，却总在门口站很久，不知道该怎么开口，问一句“你还好吗”。 或许我该回去看看？可车已经开出去那么远了，远到连梧桐叶落在地上的声音，都听不见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