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12月6日，解放军快进成都时，张大千靠国民党高官张群，拿到最后三张飞台

1949年12月6日，解放军快进成都时，张大千靠国民党高官张群，拿到最后三张飞台北的军用机票，带着四夫人徐雯波，和几十幅自己临摹的敦煌壁画登机。 张大千那年51岁，手里的画笔已经攥了四十多年，可他总说，这辈子最耗心血的不是山水花鸟，是敦煌莫高窟那些被风沙啃噬的壁画。 1941年秋，他甩开上海的画坛应酬，带着学生、家人钻进了戈壁滩，莫高窟的土屋没窗，夜里点着清油灯，油烟熏得他嗓子哑了半年，晨起洗脸，帕子上总能搓出一层细沙。 他临摹从不用拓印，怕伤了壁画，就站在木梯上，仰着头对着石壁一笔一画描，北魏洞窟里的飞天线条太细，他就眯着眼凑到离墙半尺的地方，手腕悬着不敢抖，一天下来，胳膊肿得抬不起来，学生给他揉肩时，他还盯着画稿念叨“这里的衣褶该再飘一点，唐代的飞天要带着风”。 那两年零七个月，他带着团队描完了276幅壁画，从北凉的粗犷造像到盛唐的丰腴菩萨，连洞窟里脱落的色块，都凭着对壁画风格的理解补全，这些临摹稿不是简单的复制，是把千年石窟的魂，一笔笔装进了画纸里。 成都解放的消息传得越来越近时，张大千的院子里总有人来，有国民党的人劝他去台湾，说“先生的艺术该跟着正统走”，也有地下党托人带话，希望他留下，说“新政府会护着你的画，护着敦煌的东西”。 他站在画室里，看着堆在地上的临摹稿发愣——这些画比他的命还重，要是留在成都，乱兵进来怕是要毁了，可去台湾，又要离了故土，他摩挲着画轴上的牛皮纸，指尖都是抖的。还是老友张群递了话，时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的张群，跟他相交二十年，知道他的软肋，直接托空军留了三张飞台北的军用机票，特意交代“一张给大千，一张给徐雯波，还有一张装他的画”。 登机那天，成都凤凰山机场的风刮得人站不稳，军用运输机的舱门敞着，里面塞满了国民党官员的行李和弹药箱。机组人员看到张大千扛着半人高的木箱，当场拦了下来：“机票是载人的，画不能上机！”他急得脸涨红，掏出张群的手谕拍在机舱壁上，声音都劈了：“这些画是敦煌的根，我活一天就护一天，今天要么一起走，要么我留下！” 徐雯波也帮着求情，说“这些不是普通的画，是先生在戈壁熬了七百多天的心血”，僵持了半个钟头，机长终于松口，让把木箱绑在机舱角落，挨着弹药箱固定好。 他蹲在木箱旁，用帆布把缝隙塞严实，生怕气流卷进来的风沙蹭坏了画纸，飞机滑行时，他透过舷窗望成都，锦江的轮廓越来越模糊，眼泪突然掉下来，砸在木箱上，他赶紧抹掉，怕被人看见。 到台北的头一个月，他住在张群安排的公馆里，没心思画新画，每天第一件事就是把临摹稿摊在院子里晾晒。台北的天气湿热，画纸容易发霉，他就蹲在地上，一张一张翻，连画轴的缠线松了，都要亲自用针线缝好。 后来搬到外双溪的摩耶精舍，他特意辟了间画室，把临摹的敦煌壁画挂了满墙，来客看了都叹服，说“比莫高窟里的原作还鲜活”，可他总摇着头说“差了点东西，差了敦煌的风沙味，差了故土的地气”。 他在台北再也没去过敦煌，可这些临摹稿成了他的念想，有人出高价买，他一口回绝：“这些画是给后人看的，不是换钱的。”后来他把一部分临摹稿捐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，叮嘱馆里的人“好好存着，别让虫蛀了，别让受潮了”。 解放后，敦煌莫高窟确实得到了悉心保护，可有些壁画还是抵不过自然侵蚀，脱落的色块再也补不回来，张大千的临摹稿反倒成了还原这些壁画的重要依据——敦煌研究院的专家，对着他的临摹稿，一点点补全了北魏洞窟里残缺的飞天飘带，复原了唐代壁画里模糊的供养人面容。 他晚年躺在病床上，还拉着徐雯波的手说“要是能回去看看就好了，看看那些壁画还在不在，看看我当年磨颜料的地方有没有长草”，这话终究没能成真，1983年他走的时候，床头还摆着一张敦煌的照片，是1943年他离开前拍的，莫高窟的九层楼在照片里立着，灰蒙蒙的，却透着股倔劲。 张大千带走的从来不是几张画，是一个艺术家对文化的执念，这些跨越海峡的临摹稿，把敦煌千年的美留住了，也把故土的根藏在了笔墨里。无论身在何处，真正的艺术从来不会被地域隔断，就像他临摹的那些壁画，哪怕过了百年，依然能让人看见大漠里的星光，看见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对美的坚守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