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央警备团有个哑巴老红军，没有人知道他老红军，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世，甚至他的名字也无人知晓，他是警备团没有立过功的功臣。 长征的时候，红军在四川某地驻扎时，他突然出现在红军的营地，一问三不知，一个劲的“噢、噢”。 那天红军刚在川北的山坳里扎下营盘，炊事班的老班长正蹲在溪边淘米，一抬眼就瞧见个汉子杵在营地栅栏外。他头发纠结成毡片，身上裹着件分不清颜色的破烂褂子，露出来的胳膊上布满划痕和老茧，脚下踩着一双露着脚趾的草鞋。 战士们围上去盘问，他只是睁着一双浑浊却亮堂的眼睛，对着众人反复比画着手势，喉咙里挤出“噢、噢”的声响，没人能弄懂他想表达什么。 通信员转身要去报告连长，老班长拽住了他，把刚煮好的半碗米汤递过去——那是炊事班省出来的口粮。汉子接过碗，蹲在地上三两口喝净，连碗沿的米汤都用舌头舔得干干净净，喝完对着老班长深深作揖，眼眶里滚出两颗浑浊的泪珠。 连长赶来后，打量着他结实的身板和灵活的手脚，又问了半天，依旧没问出底细。队伍缺人干活，眼看他也不像歹人，连长本想让他自谋生路，可拔营出发时，他愣是背着捡来的破包袱跟在队伍末尾，一步不落。 战士们训练时他蹲在旁边瞅，炊事班忙时他抢着劈柴挑水，伤员换药时他笨手笨脚地递纱布，一来二去，没人再提撵他走的话，这个哑巴汉子就这么融进了红军队伍。 过草地的那段日子，断粮缺水成了常态，不少战士走着走着就栽进泥沼里。哑巴汉子不知从哪摸出的本事，能认出十几种能吃的野菜，每天天不亮就钻进齐腰深的草丛里，回来时怀里揣得鼓鼓囊囊。他总要先把野菜往嘴里塞一点，嚼碎了咽下去，确认无毒了再分给身边的战友。 有个十五六岁的小通信员发着高烧，瘫在地上走不动，他二话不说蹲下身子，让小通信员趴到自己背上，踩着没膝的烂泥往前走。草鞋早就磨穿了，脚心扎进的草刺渗出血来，染红了脚下的泥浆，他咬着牙走了三十多里，直到把小通信员送到医疗队帐篷外才停下。 夜里宿营，他从不跟大伙抢干燥的地面，总是蜷在避风的土坡下，把仅有的一块油布盖在伤员身上，自己裹着破烂褂子挨冻。战友们给他塞青稞饼，他总推回去，自己啃着嚼不动的草根，有人喊他“哑巴老哥”，他就咧开嘴笑，露出两排泛黄的牙齿。 抵达陕北后队伍整编，他被分到中央警备团，负责看守物资仓库和维护营区。他每天鸡叫头遍就起身，拿着竹扫帚把营区的土路扫得连落叶都不剩，再去仓库清点物资——哪怕是一颗铁钉、一截麻绳，他都用木炭在木板上画符号记着，从没出过差错。 仓库的木门朽坏了，他砍来山里的硬木，没有刨子就用石头打磨，没有钉子就用藤条缠牢，忙活了两天两夜，愣是把漏风的木门修得严丝合缝。有回夜里刮大风，仓库旁的柴草堆被火星引燃，他恰好起来查岗，发现时火苗已经舔上了窗沿。他扑上去用身子压灭火焰，头发燎焦了大半，手上烫出一串水泡，火灭后又默默把柴草堆挪到安全地方，直到天亮都没跟任何人提过这事。 警备团的战士换了一茬又一茬，新来的兵都知道营区里有个哑巴老红军。没人知道他的名字，没人知道他的家乡，只晓得他每天天不亮就忙活，仓库永远码得整整齐齐，冬天给站岗的战士送热姜汤，夏天给训练的战友递凉井水。 有人提议给哑巴老哥报个功，连长摇着头说他干的都是琐碎活，够不上立功标准。可战士们心里都清楚，警备团的后方能稳稳当当，全靠他这些年无声的撑持，那些不起眼的小事，比战功簿上的笔墨更沉甸甸。 建国后他依旧守着警备团的仓库，直到干不动了，才被安置在营区旁的小院子里。战友们常去看他，给他带些糕点和布料，他还是咧着嘴笑，用粗糙的手比划着，想跟大伙说些什么，喉咙里依旧只有“噢、噢”的声响。他这辈子没立过功，没留下姓名，甚至没人知道他从哪里来，可他用一辈子的沉默付出，成了警备团里人人敬重的无名功臣。 不是所有英雄都有响亮的名号和耀眼的战功，那些藏在队伍角落里的人，干着最琐碎的活，守着最平凡的岗位，却用一辈子的坚守，托举起了前行的路。这样的人，哪怕没有军功章，也该被刻在人心深处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