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，被判10年的地下被判10年的地下党戴中溶狱中惊醒，却突然发现牢门大开，守卫无踪，满院死寂。这是陷阱还是生机？他攥紧衣角不敢迈步。 昨夜的牢里还充斥着守卫皮鞋踏在水泥地上的脆响，还有隔壁牢房难友压抑的咳嗽声，此刻全消失了，只剩墙角那只积满灰尘的蜘蛛还在慢悠悠结网。戴中溶撑着冰冷的墙壁坐起身，指尖触到的是自己刻下的第五十七道划痕——从被判徒刑那天起，他每天用碎石片划一道，算着熬出头的日子。 他眯起眼往院坝望，岗亭里的机枪还架着，却歪歪斜斜靠在栏杆上，枪托处的油漆掉了块，露出锈迹斑斑的铁色，不像有人刻意布置的样子。他想起自己本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机械系学生，抗战爆发后丢下课本跑去参加救亡演讲，1946年正式加入地下组织，负责联络沪西的机床厂工人，把生产图纸和物资清单悄悄送往前线。 1948年深秋的那个下午，他在霞飞路的咖啡馆里等接头人，穿黑色中山装的叛徒突然带着宪兵冲进来，他攥着藏着情报的火柴盒往嘴里塞，却被宪兵死死捏住下巴，火柴盒被抠出来时，边角已经沾了血丝，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自由的阳光。 关押的日子里，每天的伙食都是掺了沙子的糙米饭，喝的水带着水管里的铁锈味，守卫换班时总爱把难友的窝头抢过去喂狗，嘴里骂骂咧咧说着“共匪崽子不配吃粮食”。 前几天夜里，他被隔壁牢房的动静惊醒，听见两个看守蹲在岗亭外抽烟，一个说“南边的防线垮了，共军都到七宝镇了”，另一个骂骂咧咧回“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真打进来咱就往台湾撤”，当时他只当是看守故意放的风声，想诱骗难友们说出联络点，硬是咬着牙没接话，现在想起那些话里藏着的慌张，倒不像是装出来的。 他把脚慢慢挪到牢门口，布鞋蹭到地面的沙土，发出细碎的声响，院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他弯腰捡起一块碎砖，先往近处的空地上扔，砖块落地时惊飞了屋檐下的几只麻雀，又往岗亭方向扔了一块，还是没半点动静。 岗亭的门敞着，里面的木桌上摆着个吃了一半的烧饼，上面落了几只苍蝇，烧饼边上还有个没喝完的搪瓷缸，缸沿上的豁口透着光——这是看守们常用来喝水的缸子，要是陷阱，不会留着这些没收拾的零碎。他咬咬牙，跨出牢门，沿着墙根走，手始终贴在腰间，那里藏着他偷偷磨尖的铁片，是用来防备突发情况的。 路过隔壁牢房时，看见老陈扒着门框往外看，老陈是沪西机床厂的工人，比他早进来半年，因为组织工人罢工被抓，此刻眼里满是惊疑：“小戴，这到底咋回事？我后半夜听见外面喊‘跑了跑了’，还以为是做梦。” 戴中溶摇摇头，指了指岗亭里的烧饼：“你看那吃了一半的饼，放了有段时间了，不像是故意留的。”两人结伴往前走，又碰见了关在尽头牢房的张大姐，她是负责传递密信的交通员，怀里还抱着给孩子织了一半的毛衣，毛线是拆了自己的旧棉袄凑的，针脚歪歪扭扭，是她每天晚上就着铁窗透进来的月光织的。 张大姐声音发颤：“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我家囡囡了，要是真能出去，第一件事就是把这毛衣织完。” 三人走到监狱大门处，戴中溶伸手推了推虚掩的铁门，铁门发出“吱呀”的声响，门外的街道上散落着几张国民党的传单，上面的“戡乱救国”字样被人踩得模糊，远处传来几声欢呼，还有人扯着嗓子喊“解放了！上海解放了！”那一刻，戴中溶攥紧的衣角终于松开，指节因为用力太久泛着白，眼泪突然涌了上来。 他想起牺牲的战友小李，去年冬天在传递情报时被特务盯上，倒在苏州河的冰面上，最后一口气还喊着“把图纸送到厂子里”；想起组织上交代的任务，他还没来得及把机床厂的设备清单送出去，现在终于有机会完成了。老陈拍着他的肩膀，声音也带着哽咽：“熬过来了，咱们真的熬过来了，那些欺负过咱的家伙，跑了！” 五十七天的牢狱日子，每一天都在数着墙上的划痕过活，支撑他的从来不是侥幸，而是藏在心底的信念——总有人会把黑暗撕开一道口子，总有人会把光明带进来。那些刻在墙壁上的印记，那些咽下去的委屈和疼痛，终究没被黑暗吞噬。 当清晨的阳光透过大门照进监狱的院子，落在满是灰尘的地面上时，戴中溶抬手擦掉眼角的泪，扶着张大姐往门外走，街道上已经有穿着军装的解放军在维持秩序，有人看见他们身上的囚服，连忙递来热水和馒头，笑着说“同志们，辛苦你们了”。 从牢狱到新生，隔着的从来不是一道牢门，而是无数人用信念和鲜血铺出来的路。那些在黑暗里坚守的人，从来不是孤军奋战，因为他们的身后，是千千万万盼着黎明的同胞，是终将到来的光明时代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