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8年，41岁戴笠借口加班，把秘书余淑衡，带到了卧房，戴笠递给她一杯咖啡：“提提神！”余淑衡喝了两口，突然四肢无力，晕倒在地…… 余淑衡那年刚满22岁，是湖南湘乡人，凭着一口流利的英法语和暨南大学外语系的优异成绩，被人举荐到军统当秘书。入职前，她还跟老家的母亲写信，说要借着这份工作为国家出力，全然没料到，这份看似光鲜的差事，从一开始就藏着旁人看不见的陷阱。 她进军统的第三个月，戴笠就开始借着工作由头单独留她，有时是深夜让她整理外文情报，有时是借口出差要她陪同，余淑衡心里隐隐不安，却不敢多说——军统里人人都怕戴笠，她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，哪敢违逆这位手握实权的上司。 那天傍晚，办公室里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，戴笠突然说有份紧急的涉外情报要核对，让她跟着去卧房里取文件。余淑衡脚步顿了顿，卧房和办公室就隔了一道门，可那扇门像一道无形的界线，跨过去就透着说不清的怪异。 她攥了攥手里的钢笔，犹豫着还是跟了进去，卧房里摆着一张宽大的红木床，床头柜上放着咖啡壶，戴笠亲手倒了一杯递过来，蒸汽裹着苦味飘过来，她抬头撞见戴笠的眼神，那眼神里没有上司对下属的平和，反倒藏着一种势在必得的侵略性。 她硬着头皮接过杯子，抿了两口，咖啡的苦味压得她喉咙发紧，刚想开口说文件在哪，突然觉得胳膊发软，手里的杯子“哐当”一声摔在地上，滚烫的咖啡溅在裤腿上，却没感觉到多少疼。紧接着，头晕目眩袭来，她想扶住旁边的椅子，可四肢像灌了铅，眼前的景象越来越模糊，最后只听见戴笠说了句“歇歇就好了”，便彻底失去了意识。 醒来时，窗外已经黑透了，卧房里只亮着一盏昏黄的壁灯，戴笠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抽烟，烟圈一圈圈飘到天花板上。 余淑衡猛地坐起身，浑身还透着散架似的酸软，她下意识地拉紧衣领，声音发颤：“戴先生，你在咖啡里放了什么？”戴笠掐灭烟蒂，丢进烟灰缸里，语气里没有半分歉意，反倒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强势：“我对你的心思，你入职那天就该明白。跟着我，你想要的名分、前程，我都能给你，比你当个埋头整理文件的小秘书强得多。” 余淑衡的心沉到了谷底，她想起入职后戴笠送的那些珍珠首饰，想起他总在公开场合夸她“才貌双全”，原来那些不是赏识，是带着目的性的拉拢。 她咬着唇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：“戴先生，我来军统是想做事的，我还没读完大学，我原本计划明年出国留学……”话没说完就被戴笠打断，他站起身走到床边，居高临下地看着她：“进了我戴笠的地界，哪有由着你想走就走的道理？你乖乖留下，我保你一辈子安稳；要是不识抬举，你老家的父母，还有你暨南大学的同学，我想让他们不好过，不过是一句话的事。” 余淑衡攥紧了床单，指甲嵌进掌心，她知道戴笠说的是实话。军统的势力遍布全国，她一个普通学生，根本对抗不过这样的强权。接下来的半年，她成了戴笠身边的“特殊人”，不用再做秘书的活，却被圈在戴笠的眼皮底下，连出门都有人跟着。她不敢反抗，怕连累远在湖南的家人，可心里的逃离念头从没断过，她偷偷把戴笠送的首饰藏起来，私下里托以前的大学同学给家里传信，让家人配合演一场“母亲病重”的戏。 半年后，戴笠要去重庆参加会议，余淑衡哭着跪在他面前，说母亲快不行了，求他放自己回一趟老家。戴笠起初疑心很重，立刻派人去湖南打探，幸好她早有准备，家人在老家找了医生配合说辞，这才让戴笠松了口。离开重庆的那天，余淑衡坐在火车上，看着窗外倒退的风景，眼泪止不住地流，直到火车开出四川地界，她才敢真正松一口气。 回到湖南后，余淑衡再也没回重庆，她躲进乡下亲戚家，后来辗转去了香港，重新拾起课本，最终靠着以前的积蓄和同学的帮助，顺利出国留学。多年后，她在海外接受采访时，提起那段经历，只说“强权面前，个人的尊严像纸一样薄，可只要不放弃，总有逃出去的机会”。 那个年代的女性，哪怕拥有学识和抱负，在权力的碾压下，往往要付出成倍的代价才能守住本心。余淑衡的逃离，不是侥幸，是她藏在柔弱里的韧劲，撑着她熬过了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。历史里的这些小人物故事，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，却藏着最真实的人性挣扎，比冰冷的史料更能让人看清时代的底色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