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5年的国防部和现在的国防部区别在于，那时的国防部是实体，领导配备级别很高，而且还有副部长，而且还不止一位。国防部长是元帅中排名第二、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元帅。副部长有7人，其中大将4人：黄克诚、肖劲光、谭政、王树声。上将2人：李达 肖克。中将1人：廖汉生。 一九五五年的国防部，那块牌子挂在楼门口，是实权所在。 这个部真管事，军队里的大事要从这里过一道。部长位置写着彭德怀元帅，他在元帅里排第二，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，前几年还在前线指挥部队，这时转到机关，习惯还是摊开地图看问题。 副部长一栏写着七个名字，大将四位黄克诚、肖劲光、谭政、王树声，上将两位李达、肖克，中将一位廖汉生。有看法认为，这几人本职在各自系统，副部长只是顺带。 军队里讲规矩，高职兼低职顺手，低职兼高职就别扭。 这样算下来，国防部副部长才是七人的主职，其它岗位多是从这里伸出去的兼任：黄克诚兼中央军委秘书长和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，谭政兼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，肖劲光兼海军司令员，王树声兼总军械部部长，李达、肖克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。 黄克诚大将，是七人里军政两头都拿得起的一位。 早年他多次担任政委，也指挥过硬仗，还在根据地主持建设。熟悉他的人爱说他刚直、敢说，会上当面提意见，对战区形势和根据地发展也喜欢往长远里看，有自己的战略眼光。“军政兼优”四个字落在他身上并不虚。放进十大将的队伍，比粟裕、陈赓那样锋利的统帅略逊一筹，比谭政、罗瑞卿、王树声又要强出一段。 一九五五年前后，他既是国防部副部长，又是军委秘书长、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，后勤、人心和文件运转都和他紧紧相连。 谭政的看家本领，在“政工”两个字上。 他长期在政治工作线上打拼，和连队干部打交道也多。建国后，总政治部主任这一职务在罗荣桓之后交到他手里，他成了新中国军队的第二任总政主官。 总政治部抓思想、抓纪律、抓风气，国防部安排他担任副部长，让这条线直接进入军队最高层。 肖劲光大将身上，有明显的军种烙印。在东北民主联军时期，他担任副总司令兼参谋长，很早就坐上大区副职。新中国决定建设海军，他被推上海军司令员的椅子，从几乎白手起家开始搞舰队和院校，这个司令一干就是三十多年，在世界军事史上也不算多见。 那段时间，他既是海军司令员，又是国防部副部长，把海军建设同国防部的总体布局绑在一块。 说到王树声，人们很自然会想到红四方面军。 这支队伍的总指挥后来授了元帅军衔，副总指挥是王树声。红四方面军在红军序列中是一面旗，需要在大将行列里留出一个代表。王树声在这支部队里打过硬仗，也在长征和转移中扛过最难的日子，威望不低。授衔时他被评为大将，不少老战士觉得顺理成章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在总军械部主持工作，又在国防部出任副部长，把兵工和装备这一块同决策层接在一起。 两位上将的履历，也和国防部那块牌子紧紧相连。 李达上将在解放军历史上多次担任参谋长，对参谋系统的运转很熟悉。参谋长要把情报、兵力、地形、时间综合起来，算出怎么打才合适，这种冷静算账的本事，正是国防部需要的。让他做副部长，相当于在部长和参谋队伍之间搭了一座桥。 肖克上将，则常被和“八路军六个正副师长”放在一起提。当年的六个人，多数后来成了元帅或者大将，他是唯一停在上将一档的那位。军内许多评议承认，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阶段的战场表现，和其他几位师长相比不算最突出。 评衔时，这一层自然要被算进去。即便如此，他还是被列入国防部副部长名单，又在训练总监部担任副部长，训练、整编、带兵这些工作交到他手里。 七人中军衔最低的是中将廖汉生。单从资历、级别和战功看，他拿上将军衔也说得过去，终究定在中将这一档。授衔那年，他正在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。 结业后，他留在军事学院担任副院长，后来又担任南京军事学院第二任院长，同地图、沙盘、战例打交道，把前线经验整理成教材。 再往后，他调任北京军区政委，从课堂走向大区军政事务。 说到廖汉生，很容易有人提起“山头”二字。 他与许光达同出红二军团，从出身和军衔看，许光达是大将，许多人觉得，更像国防部副部长的人选。一九五五年的任命里，副部长是中将廖汉生，没有许光达。 一九五九年，许光达大将也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，红二军团这一脉在国防部里有了两张座位。 从这一前一后看，一九五五年的国防部是实体部门，部长是彭德怀元帅，副部长七人分列三种军衔，既顾及战功和资历，也顾及军种、职能和“山头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