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6年7月，弥留之际的邓稼先突然提出一个愿望，想要再去看一次天安门。轿车即将

1986年7月，弥留之际的邓稼先突然提出一个愿望，想要再去看一次天安门。轿车即将驶过天安门时，一直沉默不语的邓稼先突然问一旁的妻子：“你说，30年以后还会有人记得我吗？” 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，百废待兴。但世界老大美国可不希望你安生。朝鲜战争爆发，麦克阿瑟叫嚣着要“在鸭绿江边过圣诞节”，美国的核威胁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，悬在新中国的头顶。当时美国的国务卿杜勒斯更是狂妄到没边，公开说：“要是停战谈不拢，美国就不再保证不用核武器。” 这是什么？这就是赤裸裸的核讹诈。 当时的我们有什么？课本上说，“一辆汽车、一架飞机、一辆坦克、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”。拿什么跟人家抗衡？靠小米加步枪打赢了立国之战，但要保卫长久的和平，手里必须得有自己的“王炸”。 于是，党中央拍板：搞“两弹一星”！ 一开始，苏联还帮了点忙，建了个实验性反应堆。可好景不长，1959年6月，中苏关系闹掰，苏联老大哥一甩手，专家、图纸、资料，全撤了。国际上的嘲讽声立马就来了：“中国穷得三个人穿一条裤子，还想搞原子弹？二十年也搞不出来！” 这话听着刺耳，但他们忘了，中华民族的骨子里，就刻着两个字：不信邪。 毛主席发话了：“自己动手，从头做起，准备用8年时间，拿出自己的原子弹！”咱们第一颗原子弹的工程代号，就叫“596”，记下的就是1959年6月苏联毁约这个日子。憋着一口气，我们就是要争这口气！在戈壁滩的地下指挥所里，墙上刷着一条标语：“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，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！” 事业是伟大的，但干事业的人，却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。 人从哪儿来？从海外来。 1950年，26岁的朱光亚，在美国带着51名同学，联名写下《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》，信里那句“回去吧！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”，点燃了多少海外学子的归国之心。 但回来，谈何容易。钱学森被美国软禁了整整5年；郭永怀为了保护研究资料，在飞机失事前的最后一刻，选择将所有心血付之一炬；物理天才周光召，毅然放弃自己深耕多年的基础理论研究，转头扎进了完全陌生的原子弹领域。 他们放弃的，是国外优渥的生活、顶尖的科研条件和早已功成的名望。他们奔赴的，是“一年一场风，从春刮到冬”的戈壁荒滩。 条件有多苦？那时候我们没有大型计算机，原子弹那些复杂到天文数字般的数据，是科学家们靠着一把把算盘、一台台手摇计算机，没日没夜算出来的。据说光是计算用的草稿纸，就能堆满好几间屋子。为了搞清楚氢弹到底是个什么“模样”，彭桓武先生带着大家，把好几个月的《纽约时报》借来，一页一页地翻，就希望能找到点蛛丝马迹。结果呢？当然是啥也没有。 他们手里，除了最基础的物理学原理，就只有一颗为国跳动的心脏和一颗不知疲倦的大脑。 更难的是，这是一项必须绝对保密的工作。接受任务时，邓稼先的妻子连着问了三个问题：“去哪儿？”“做什么？”“去多久？”邓稼先的回答，也是三个字：“不能说。” 从此，他从家人和朋友的视野里“消失”了。和他一样“消失”的，还有很多人。王淦昌，为了保密改名“王京”，在物理学界蒸发了17年；“核潜艇之父”黄旭华，离家30年，连父亲去世都未能见上最后一面。 他们把自己的名字，和对家人的思念，一同锁进了国家的最高机密里。做的，是惊天动地的事；过的，是隐姓埋名的日子。 1964年10月16日，罗布泊升起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。中国第一颗原子弹，爆炸成功！ 这一声巨响，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。它不仅是共和国的“核盾牌”，更是我们挺直腰杆、走向世界的底气。邓小平同志后来说过：“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、氢弹，没有发射卫星，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，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。” 这话一点不假。正因为我们有了压箱底的硬家伙，才有了后来重返联合国、中美关系正常化等一系列外交上的突破，为改革开放创造了几十年的和平发展环境。 这群元勋们留下的，不仅仅是彪炳史册的功绩，更是一种精神财富——“热爱祖国、无私奉献，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，大力协同、勇于登攀。” 这种精神，穿越时空，一直在传承。 今天的中国，“嫦娥”奔月、“天问”探火、“北斗”组网、“神舟”飞天。就在去年，也就是2024年底，中国空间站全面进入了应用与发展阶段，我们的航天员就像在太空“出差”一样，一批接一批地上去。北斗系统更厉害，根据今年发布的最新数据，其全球服务可用性已优于99.9%，定位精度达到米级、甚至厘米级，全球用户超过了20亿。 这些“国之重器”的背后，站着的正是一代代像邓稼先他们一样，默默无闻、埋头苦干的科技工作者。他们用自己的方式，回答着邓老那个跨越时空的提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