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乾隆年间，杭州赵钧台去苏州买小妾，初见其容貌，甚是欢喜，可低头一看，顿时失望地摇了摇头说：“可惜，可惜。” 你可能听过“扬州瘦马”，这词儿听着挺美，跟江南的烟雨、园林似的，透着一股子文气。但你把这四个字拆开看，就毛骨悚然了。“瘦”，是因为这些女孩大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，从小面黄肌瘦；“马”，是因为她们从被买走的那一刻起，就不再是人，而是像牲口一样，被饲养、被调教、被买卖的商品。 这门生意，在明清时期的扬州最为兴盛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“产业链”。人贩子，或者说“马贩子”，会去穷苦人家里，挑那些七八岁、眉清目秀的女娃，用几两银子就买断了她们的一生。 买回来之后，可不是给口饭吃那么简单，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“人性改造工程”。根据女孩们的资质，她们会被分成三六九等，接受不同的“职业培训”。 一等资质的，那是当艺术品来培养的。琴棋书画、吹拉弹唱，样样都要学。还得学怎么说话娇柔，怎么走路摇曳生姿，怎么一个眼神就能勾人魂魄。说白了，就是要把她们培养成一个既能满足生理需求，又能满足精神需求的高级玩物。 二等资质的，学问上就差点意思了，但也得识文断字。重点培养的是理财能力，教她们记账、管家，将来能给富商当个既能暖床又能管钱的贤内助。这算是比较“实用”的类型。 三等资质的，那就彻底跟文化绝缘了。不教读书，就教女红、裁剪，还有怎么做一手好菜，什么“油炸蒸酥，做炉食、摆果品”，目标就是把她们打造成一个完美的家庭主妇。 这场交易多“人性化”，从高端到低端，总有一款适合你。这些“马贩子”们，把女人的价值，明明白白地切割成了才、貌、德三六九等，然后像喂牲口一样，缺什么补什么，最终目的，就是在几年后，把这些“成品”卖个好价钱。 了解了这些，咱们再回到赵钧台的故事。他去苏州买妾，实际上就是去“相马”。明末的张岱在《陶庵梦忆》里就活灵活现地写过这个场面，那叫一个不堪。 牙婆会带着一群“瘦马”排排站，让买家挨个儿挑。买家呢，就像逛菜市场一样，先看脸，再看身段，然后让姑娘走两步，看看步态是不是轻盈。接着，还要听听声音甜不甜，甚至要撩起衣服，看看皮肤白不白，有没有瑕疵。整个过程，姑娘们就像待宰的羔羊，任人评头论足，没有一丝尊严可言。 赵钧台见到的那个姑娘，无疑是“一等马”，容貌、身段、气质都是上上之选。那为什么他会失望呢？ 问题就出在那双脚上。 在那个时代，尤其是在士大夫和富商阶层，女人的脚有一个病态的标准——“三寸金莲”。一双被裹得畸形的小脚，才是美的极致，是身份的象征，是让男人疯狂的“性感符号”。 赵钧台低头一看，发现这个姑娘是一双“天足”，也就是没有裹过脚的正常大脚。在他眼里，这简直是天大的缺陷。脸再美，身段再好，一双大脚就让她从“仙女”瞬间跌落成了“凡妇”，甚至是“粗鄙”的代名词。所以他才会连连摇头，说出那句“可惜，可惜”。 这不仅仅是赵钧台一个人的审美，那是整个时代深入骨髓的病态。他们欣赏的，是那种走起路来摇摇欲晃、需要人搀扶的柔弱感，是那种因痛苦而扭曲的“美”。一双健康的脚，反而成了“不入流”的标志。 这种对“瘦”和“弱”的极致追求，其实早就有了。汉朝的时候，出了个赵飞燕，史书上说她“身轻若燕，能作掌上舞”。这当然是夸张，但“瘦”成了美女的最高标准，却是从那时起就刻进了某些文人的DNA里。汉代的伶玄在《赵飞燕外传》里，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赵飞燕姐妹如何用各种香料、汤药来保养自己，追求那种极致的、非人的美。 到了明清，这种审美更是发展到了顶峰，并与“三寸金莲”的陋习合流，最终催生出了“扬州瘦马”这个畸形的产业。它把一种虚幻的、病态的审美理想，通过残酷的手段，活生生地烙印在了一个个鲜活的女孩身上。 这些被买走的“瘦马”，命运又如何呢？ 少数幸运的，被富商巨贾买走，成了笼中的金丝雀。但小妾的地位，在大家族里是极其卑微的。她们的命运完全取决于男主人的宠爱，一旦年老色衰，或者主人有了新欢，下场往往凄惨。就像西晋那位五废六立的羊献容皇后，贵为国母，命运尚且如浮萍般飘摇，更何况这些本就出身卑微的“瘦马”呢？她们所谓的“上岸”，不过是从一个火坑跳进了另一个金丝笼。 而更多的，那些在挑选过程中被剩下的，或者因为某个“缺陷”（比如一双天足）而被淘汰的，最终的归宿，大多是秦淮河畔的青楼楚馆。她们前半生被当成商品培养，后半生则被当成商品消耗，直至凋零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