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幸认识一位院士，他告诉我：1971年，杨振宁来上海，看望得病昔日挚友邓稼先，杨振宁不经意地问了他一个“小问题”：“中国的原子弹，有没有外国人参与？”。 杨振宁真的只是好奇原子弹的制造细节吗？不，他是在用科学家的方式，给邓稼先递去一个“救生圈”。 因为当时邓稼先因“文革”冲击身处险境，而杨振宁的身份极为敏感。他问出的，是一个既能救朋友于水火，又能解自己心中块垒的“天问”。 如果邓稼先回答“没有”，就等于向中央证明了中国原子弹的“纯洁性”与他本人的绝对忠诚，这能成为保护他的强大政治资本。 后来邓稼先请示周总理后，写信告诉杨振宁：“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‘援助’以外，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。”杨振宁在厕所里读到此信，泪流满面。 通过这个“问题”，展现出杨振宁作为科学家的缜密、作为朋友的仗义、以及对故国复杂而深沉的情感。一个提问，重如千钧，情义与智慧尽在其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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