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背负着二十一条人命的孙德林而言，1999年的深秋，比他预想中来得更快也更冷。 这个被警方以“3·8串案”正式定性的特大持枪杀人抢劫团伙主犯，彼时尚蜷缩在广西某监狱的号房里。 他因1998年涉嫌买卖枪支被当地警方抓获，被判刑五年，正服着刑。 他以为这不过是又一次“进去”，如同年轻时被劳教一样，出来又是一条“好汉”，他甚至盘算着，等熬过这几年出去，正好可以和外面的弟兄们继续他们那“重新设计人生”的宏图。 然而他绝想不到，远在千里之外的沈阳，一张由目击者、模拟画像和一枚小小摩托车牌照织就的天网，已经将他的同伙们死死罩住，而那根收紧的绳索，正不可避免地将他从广西的牢房里牵拽出来，押回他犯下滔天罪孽的土地。 案件的转机出现在1999年10月19日之后。 那天，孙德林的弟弟孙德松与汪家兄弟再次作案，抢劫了百万巨款，这一次，他们因为连续作案的“自信”或是疏忽，竟然没有像往常那样蒙面，仅戴着蓝色工作帽就下了手。 案发后，沈阳市公安局改变了侦查策略，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了嫌疑人的特征，征集线索。很快，一位姓周的修理工走进了警局，他不仅描述了曾在案发现场附近看到的可疑男子，更关键的是，他认出其中一人此前就见过。 紧接着，一对在市场做生意的王姓兄弟提供了决定性的线索：他们认出了画像中的男子，并且提供了那人曾骑乘的两辆摩托车的车牌号——辽A•83977和辽A•97649。 警方围绕车牌号展开地毯式排查，最终在皇姑区昆明中路的出租屋内，将汪家仁、汪家礼兄弟堵了个正着。 汪家礼起初还负隅顽抗，但在确凿的证据和强大的审讯攻势面前，心理防线彻底崩溃。 他不仅供述了自己兄弟的罪行，更如同撕开了一道溃烂的伤口，将团伙的全部架构抖落出来：主犯除了在逃的孙德松，还有那个此时正因别的罪名羁押在广西的孙德林，以及早已因内讧被踢出团伙的王文绪。 警方获悉这一情报后，立即派员赶赴广西。 1999年10月30日，当沈阳刑警出现在广西某监狱的提审室时，孙德林或许才真正意识到，这次和以往任何一次“进去”都不一样了。 他没有丝毫反抗，神情复杂地被押解回沈阳，那个在家人面前扮演了十几年慈父、在邻居眼里温和有礼的“好人”，面具之下那副狰狞的鬼脸，终于要被彻底撕开。 1999年12月14日，距离归案仅一个多月，孙德林等五名罪犯便被押上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台。 庭审现场庄严肃穆，公诉人历数着这个犯罪团伙长达十年的累累血债：自1989年起，他们作案40余起，用铁棒、尖刀、猎枪乃至后来升级的军用手枪，残忍地杀害了21名无辜群众，抢劫财物价值高达三百余万元。 那些受害者中，有刚借来钱买了二手车想养家糊口、出车仅四天便遇害的农民司机吕庆安，他的妻子在法庭上哭诉着寻找了那双“三角眼”整整五年；有在1996年3月8日那个三八节的早晨，在饲料厂院内被乱枪打倒的保卫干部和司机，那二十余万元工资款上沾染的鲜血，染红了沈阳那个春天。 面对这一切，孙德林的神情异常平静，甚至带着一丝满不在乎的冷漠。 当法官给予他最后陈述的机会时，这个手上沾满鲜血的刽子手，略微沉思后说道：“对社会、被害人及其家属和亲属表示深深歉意！” 这句看似忏悔的话语，从他口中说出，却显得空洞而虚伪，如同他那分裂的人格一般，在法庭上投下最后一道阴影。 12月29日，临近新年的前两天，孙德林的生命走到了尽头。 在被执行枪决前，他接受了媒体的采访，留下了他作为“人”的最后一段剖白，这或许是他一生中为数不多的“真话”，尽管来得太晚。 面对镜头，他仍旧一脸平静，对记者说了句：“人活着不痛快，不如死了好”。 他将自己的罪恶之路归结为知青回城后的心态失衡，讲述了自己如何为了“重新做人”烧掉档案，却又因档案问题被迫停薪留职，看到周围人逐渐发达，内心萌生了“必须以尽快的速度、最简便的手段把自己没有享受到的、没有得到的东西尽快得到”的可怕念头，他称之为“重新设计人生”。 他承认自己“死有余辜，应该千刀万剐，因为我杀的人太多了”，也提到对不起自己的亲人、孩子，因为他的所作所为“甚至都有可能改变他们以后的人生”。 这个在家人面前伪装了十几年的“温柔杀手”，直到此刻才似乎有了一丝真实的忏悔：“现在我才体验到一家人平安地生活，本身也是一种享受。这就是我以生命换来的对人生和生命的感悟，可惜就是太晚了。” 他最后告诫世人：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不要像我这样铤而走险，最后自己挖坑自己往里跳”。 然而，他的“平静”与“满不在乎”贯穿了最后的时刻，甚至在走向刑场时，那份神态也令人不寒而栗。 他曾经对同伙说过的“干这个还讲什么仁义道德”，或许比这句临终前的“感悟”更能定义他罪恶的本质。 1999年12月29日，随着几声枪响在沈阳郊外响起，这个背负着二十一条人命、让一座城市为之惶恐不安的恶魔，终于为他长达十年的血腥暴行付出了最终的代价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