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3年的北京城，正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十字路口。 这座五朝古都的城墙与牌楼，那些在战火中屹立了数百年的青砖灰瓦，忽然间成了“现代化”的障碍物。 那一年的五月，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有碍交通的古牌楼——朝阳门、阜成门、东四、西四的牌楼都在名单之上。 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，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。他主张拆，理由很直白：牌楼妨碍交通，占地方，而且“过去是刑场，不吉利”。 苏联专家也建议拆，那就干脆推了搞建设。 而对于把古建筑视若性命的林徽因和梁思成来说，这无异于一场精神上的凌迟。 说起来，林徽因与吴晗并非生来就是敌人。 他们在清华园时就认识，一个是书香门第的才女，一个是贫寒出身靠工读完成学业的历史学者，也曾是有说有笑的朋友。甚至在林徽因早年陷入迷茫、有过轻生念头的时候，吴晗还曾劝解过她。 可时间真是个奇妙的东西，它能把曾经的同路人，推到截然相反的方向。 1949年后，吴晗放下教鞭当了北京市副市长，越来越信奉“革命就得拆旧建新”的逻辑；而林徽因和梁思成，依然是那对拖着病体、跑遍大半个中国测绘古建筑的学者夫妇。 他们之间的分歧，早已超越了个人恩怨，成了两种时代观念的正面碰撞。 那一年的文化界座谈会上，气氛紧张得像绷紧的弓弦。 林徽因肺病已重，说话时喉音嘶哑，但她还是强撑着到场。她提出一个现在看来极富想象力的方案：把城墙改造成环城公园，顶上砌花池栽花，城门楼改成图书馆、陈列馆，供市民休息娱乐。 她甚至画出了草图，幻想着全世界独一无二的“空中花园”。 可吴晗听不进去。 他大概是被反驳得烦了，脱口而出说林徽因“出身低微，思想因循守旧”，是“老保守”。 那一刻，林徽因的脸色变了。 她向来不是那种动辄发怒的人，可这句话，触碰了她最不能触碰的底线。 她指着吴晗，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：“我侯官林氏满门忠烈，你算什么东西？” 这句话，不是一时气急的谩骂，而是一个家族用几代人的鲜血换来的底气。 林徽因的祖籍在福建侯官——今天的福州，林家在当地是响当当的名门。 她的祖父林孝恂与康有为同科进士，开私塾不分男女教授新学。两位叔父林尹民、林觉民，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，牺牲时都只有二十四岁。 那位写下《与妻书》的林觉民，在给妻子的绝笔中写道：“吾充吾爱汝之心，助天下人爱其所爱”。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，1919年第一个在国内发文喊出“胶州亡矣，山东亡矣”，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，后来在反奉战争中中弹身亡。 就连她同父异母的弟弟林恒，本是清华机械系的学生，1937年抗战爆发后投笔从戎，考入中央航空学校。1941年成都空战，他驾驶着性能落后的战机与日军缠斗，壮烈牺牲，年仅二十五岁。林徽因后来托人取回弟弟坠机的残片，一直珍藏在枕下，那是她对亲人最后的念想。 这就是林徽因所说的“满门忠烈”。 她的家族，从祖父到父亲，从叔父到弟弟，一代又一代人，用血和命铺就了一条为国为民的路。而她本人，抗战时外国友人邀请他们夫妇出国避难，她谢绝了，说“中国的读书人，总有最后一条路，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？” 她拖着病体跑遍十五个省、近三千处古建筑，为的是“吓日本鬼子一下痛快：省得他们目中无人以为中国好欺侮”。 这样的人，被人指着鼻子说“出身低微”，她如何能忍？ 吴晗听完那句话，当场哑了，半天说不出话。 他出身农家，向来不主张以出身看人，可争执中一时口不择言，碰上了这样的家世，任何反驳都显得苍白。 可这场争执，最终还是没能改变牌楼被拆的命运。 1953年11月，北京市委决定“要打破旧的格局给与我们的限制和束缚”。随后，那些数百年的古迹开始在一阵阵轰鸣声中倒下。 梁思成被气得当场痛哭。 林徽因更是急得几乎疯掉，她到处大声疾呼、苦苦哀求，甚至到了声泪俱下的程度。 有一次，她对着北京市长彭真说：“你们拆掉的是八百年的真古董……有一天，你们后悔了，想再盖，也只能盖个假古董了！” 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。 对于林徽因来说，这不是单纯的拆几座牌楼的问题。 她一辈子用命守护的东西，正在她眼前一点点消失。那些她测绘过的、记录过的、写进书里的古建筑，那些她视为民族血脉的文化遗存，就这样被当作“封建残余”铲除了。 这种打击，比病痛更让她难以承受。 她的肺病本就严重，咳得直不起腰，体重只剩下几十斤。 在那些眼睁睁看着城墙被拆的日子里，她的精神彻底垮了。她开始拒绝吃药。 梁思成劝她，说好好活下去，把他们共同的事业完成。 林徽因抽抽搭搭地讲：“古建筑都没地方容身了，我还挂念啥呀？” 忧愤交加之下，她把所有治疗都拒绝了。 1955年四月一日，清晨六点二十分，林徽因在北京同仁医院病逝，年仅五十一岁。 在她离世几十年后，北京为了恢复古都风貌，开始复建永定门等建筑，每年投资上亿元，可就像她预言的那样，那些复建的，终究只是“假古董”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