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4年的冬天格外寒冷，11月9日，在天津法租界国民饭店45号房间，吉鸿昌正与李宗仁的代表刘少南秘密会面，商讨抗日反蒋大计。 军统特务早已嗅到风声，潜伏在四周。 就在他们刚刚坐下不久，房门突然被踹开，一名刺客持枪闯入，朝着屋内一阵扫射。 刘少南当场中弹身亡，吉鸿昌虽然身负轻伤，却凭借过人的警觉躲过了致命一击。 然而枪声惊动了法租界巡捕，他们迅速包围现场，吉鸿昌最终因“刺杀案嫌疑人”的身份被逮捕，关押在法国工部局监狱。 这一消息很快传到南京，蒋介石与宋美龄深知吉鸿昌的声望和号召力，若让他活着，无疑是心头大患。 宋美龄和孔祥熙不惜动用巨款向法租界行贿，将吉鸿昌引渡至国民党北平军分会。 11月22日，吉鸿昌被秘密押解到北平陆军监狱，一场所谓的“军法会审”草草上演。 法庭上，吉鸿昌昂首挺立，面对“叛国”“叛党”的指控，他解开上衣，露出身上累累的伤痕，那是抗日战场上留下的印记。 他厉声斥问：“我要抗日，何罪之有？” 主审官哑口无言，但蒋介石早已下达密令——“就地枪决”。 1934年11月24日，是吉鸿昌生命最后的时刻。狱中的他镇定自若，向狱卒要来纸笔，给妻子胡红霞写下了最后的嘱托：“夫今死矣，是为时代而牺牲。人终有死，我死您也不必过伤悲，因还有儿女得您照应，家中余产不可分给别人，留作教养子女等用……”寥寥数语，字字千钧。 写完信，他拖着镣铐走出牢房。 刑场上，吉鸿昌捡起一根树枝，在雪地上奋力写下那首气吞山河的就义诗：“恨不抗日死，留作今日羞。国破尚如此，我何惜此头！” 他转身对行刑的特务喝道：“我为抗日而死，不能跪下挨枪，死了也不能倒下！给我搬把椅子来！”特务们被他的气势震慑，只得照办。 吉鸿昌端坐椅上，又命令道：“到我面前开枪！我要亲眼看着敌人的子弹是怎么打死我的！” 枪声响起，他振臂高呼：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、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 年仅39岁的抗日名将，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之中。 吉鸿昌牺牲后，国民党当局严密封锁消息，企图掩盖这一暴行。 他的遗体被弃置在刑场，无人敢认领，生怕遭到牵连。 吉鸿昌的夫人胡红霞得知噩耗后，悲痛欲绝，冒着生命危险前去申领丈夫的遗体，却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蛮横拒绝，对方狮子大开口，索要巨额赎金 。 为了让丈夫入土为安，胡红霞毅然将自家住宅“红楼”抵押，变卖了所有值钱的家产，想尽办法凑齐了8万块大洋，终于赎回了吉鸿昌的遗体 。 她花钱请人拍照，留下了下图这张宝贵的遗照，成为后人缅怀英雄的重要信物 。 在整理吉鸿昌的血衣时，胡红霞在口袋里发现了一张被鲜血浸染过的香烟纸，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着四个字：“不得厚殓”，简简单单的四个字，像四把尖刀，瞬间刺穿了她的心脏，她当场晕厥过去，醒来后泪如雨下，这是丈夫留给她的最后遗言，彰显了他一生节俭、为国为民的高尚情操 。 遗体赎回后，在吉鸿昌老部下、友人和河南同乡会的帮助下，胡红霞冒险将丈夫安葬在北平南郊。然而，危险并未结束。 特务们像幽灵一样日夜监视着她的家，稍有风吹草动，她和两个孩子就可能遭遇不测。 胡红霞明白，丈夫用生命守护的骨肉，绝不能让敌人得逞。 她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——装疯。 每天清晨，她蓬头垢面地带着年幼的儿子吉兰泰和女儿吉瑞芝走上街头，时而傻笑，时而哭喊，捡拾垃圾，睡在冰冷的地上。 特务们起初并不相信，但日复一日，街坊邻居都以为这个女人真的疯了，渐渐放松了警惕。 趁着一个深夜，胡红霞在组织的帮助下带着孩子悄然消失，隐姓埋名，化名“傅博英”躲进偏远山村，靠教书度日。 十五年的漫长等待，终于迎来了曙光。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，党组织几经辗转找到了胡红霞母子。 当年与吉鸿昌并肩战斗的王世英，见到胡红霞时热泪盈眶，紧紧握住她的手说：“你们受苦了！” 同年10月1日，胡红霞作为烈士遗孀，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。望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，她泪流满面，在心里默默告诉丈夫：你未竟的愿望，终于实现了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胡红霞一家受到党和政府的悉心照料，她本可以安享晚年，却坚持到天津一所速成中学任教，把余生献给教育事业。 儿子吉兰泰继承父亲遗志，成为大学教师，教书育人；女儿吉瑞芝更是成长为知名作家，后任天津市政协常委，她用笔和声音讲述父亲的故事，让英雄精神代代相传。 1950年，当年参与谋害吉鸿昌的特务吕一民被缉拿归案，吉瑞芝在控诉大会上含泪控诉，亲眼见证了正义的审判。 多年后，吉鸿昌的外孙女郑吉安回忆起外祖母胡红霞，总说她晚年时常拿出那封泛黄的遗书，一字一句地读，泪流满面，却从不后悔。 郑吉安的名字，就是为了纪念外祖父——那位用生命写下“国破尚如此，我何惜此头”的民族英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