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毛主席雕像不能拆！我不同意！”1977年，专家竟要拆除毛主席纪念堂雕像，一个士兵站出来坚决反对。 北京毛主席纪念堂的大门一过，大厅中央那团白色的身影就杵在那里。 不是灯，是一尊坐像，三米多高，宽约两米，坐在沙发上，脸上挂着浅浅的笑意。很多人抬头一眼，就认定这是记忆里的毛主席。 这块“人”身上那层白，来自北京房山的汉白玉。 自汉代起，这种石头就被当成皇家用料，故宫太和殿、保和殿的台基，天安门前的华表，都是它凿出来的。一九八八年，中国石材协会把房山汉白玉列为国标一一零一号，叫中国一号。从宫墙台阶到人民大厅，它等了好几百年。 一九七六年，中央拍板，在天安门广场修建毛主席纪念堂，雕塑组紧接着成立，由盛扬领头，二十多位雕塑家、石匠一起上阵。 叶毓山、张松鹤、白澜生这些名字摆在名单上，分量不轻。 时间紧，大家挤出三天，赶出十来个二十五厘米高的小稿，站着的，披军大衣的，手指远方的，都试过。 纪念堂是室内空间，人抬头的角度有限。那些立像、挥手指点的姿态在小稿上看着气派，真要放进大厅，会显得突兀，只能挪到旁边。 桌上慢慢只剩下坐像。 小稿被放大到一米四、二米八，排成一圈。定下来的，是叶毓山那一稿：沙发靠背不高，毛主席微微前倾，双腿自然交叉，像刚从群众中起身，又随手坐回去接着说话。 形象有了，难处落在石头上。 房山料再好，也难找出一整块能容下三米多高完整人像的大料。 雕塑组只好把整尊像拆成五段，分开雕刻。最要紧的是头部，要既看不出色差，又躲开石头里的暗纹。八级雕刻工刘润芳和高元生，各挑一块料，对着照片细细下凿。两颗石头头颅摆到专家面前时，大家心里有数：刘润芳那一块颜色更匀，神态更接近人们记忆里的形象，只在鼻梁处提醒再修一刀。 五段石料处理完，用银扣、螺丝一节节扣牢，缝隙里灌进环氧树脂，干透后再打磨。有人用手摸上去，几乎摸不出接缝。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日，这尊汉白玉坐像算是“成活”，等着进纪念堂落座。 难关还在门口。纪念堂的大门宽两点零五米，雕像最宽两点零零五米，中间只剩两厘米富余。门扇是木质结构，外面还要包保护层。大厅地上铺着整块大理石，这七吨的大家伙，要是搬运时偏几毫米，把地面划出一道痕迹，谁也不好交代。 安装组请来操作龙门吊和轨道车的师傅，在外面反复练手。到了那天，吊车慢慢把坐像抬起，大厅里一下安静下来。雕像贴着门洞边缘过去，有人下意识想伸手去扶，又赶紧收回。等它稳稳落在中央基座上，一圈人抹了把汗，这尊石头人总算站到了该站的位置。 坐像落座后，争论在专家桌上冒头。在部分专家眼里，那双交叉的腿略显随意。 有人提出，可以重做一尊，把姿态改成双腿平放，让造型更“端正”。 听上去只是换个坐法，真算起账来，全是麻烦。坐像已经进过一次门，要拆开再运出去，再进来一趟，门洞、地面都得再受一轮折腾，新像从设计到完工，又要花去不少时间。 那时候纪念堂已经向社会开放，报纸上刊登的照片也是这尊坐像。 如果哪天突然闭馆，把像拆走换一尊新的，外面会怎么琢磨，心里会不会添堵，没有人敢随便打包票。 争论僵在那里。雕刻创作主任韩福裕站出来开口。 他早年在周恩来身边当警卫，军人出身，说话利落。 他的态度很明确：这尊坐像已经和纪念堂绑在一起，群众认的就是这个形象，再折腾一遍不合适。 雕像不是门口匾额，说换就换，感情账也得算进去。 话说死，人还在琢磨办法。 韩福裕提了一个折中主意：既然有人觉得交叉的双腿看着别扭，那就在腿前摆上鲜花。 白色汉白玉本来就干净，一圈花围在膝前，颜色立刻跳了起来。 参观的人走进大厅，第一眼先被那片花海吸住，再往上一抬头，对上的就是面容平和的脸，视线自然停在眼睛、嘴角，腿怎么摆也就不再扎眼。 懂诗的人看着这一幕，很容易想到毛主席写过的那句“待到山花烂漫时，她在丛中笑”。 庄重的大殿里，多出了一点从石头脚下冒出来的生气，硬邦邦的汉白玉，被悄悄添上了一层温度。 这个方案在专家组里来回碰，反对的声音一点点弱下来。 有领导听完汇报，作出决定，邓小平点头同意保留原像。自那以后，纪念堂里这尊交叉双腿的坐像再没挪过地方，只是膝前的鲜花一茬又一茬地换，从未空过。 这么多年过去，走进纪念堂的人，只记得那张带着笑意的脸，记得右手温和地按在膝头，记得白玉坐像前那一片花海。 至于当年围绕那双腿起过怎样的争论，大厅的石柱和老地面还记得，后来的人群已经不再追问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