毛主席还有一个巨大功劳，很多人没有注意到——那就是缩小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地位差距。 不少人说起毛主席，就想到打天下、建新中国。 他心里挂得紧的，还有一件事：别再让一小撮人骑在大多数人脖子上说话算数。地位压住了，工资、房子、子女出路，也会跟着压，这个道理他看得很透。 新中国一成立，土地改革铺开，几千年地主占大头的老规矩被砸碎，贫下中农分到地，觉得总算翻了身。表面是土地换了主人，更深一层是说话的人在换位。 没过几年，农村里土地买卖、高利贷、雇工经营又抬头，一些富裕中农往“新富农”那边挤，穷一点的农户卖地、租地、背上新债，等级的影子开始往回长，毛主席看得清楚。 共产党面前摆着岔路。一头是听任小农经济往资本主义那边滑，靠市场自己筛人；一头是赶在势头坐实之前，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，拉进互助组、合作社、公社这些新组织。毛主席把心思压在后面这条，宁愿冒点经济风险，也不想再养出一批“上头人”。 互助合作看着是经济形式变了，其实是在教农民坐在一个屋里开会、举手，用公开表决而不是托关系来管公共事情，政治地位就在这些动作里被抬高。 一穷二白的底子上谈现代化，中国那时还是农业国，“强”和“富”都很远。 毛主席前期一再强调发展生产力，认定得先把粮食、钢铁、机器搞上去，老百姓腰杆子才能硬。 新中国头些年集中力量办大事，挤出资源搞工业，初步有了自己的工业体系，为以后谈共同富裕垫了底。形势刚见好，他又开始琢磨：要是只盯着“谁更能赚钱”，干部不受约束，特权顺着体制往上窜，压在人民头上的那块石头，很可能换身衣服再落下来。 注意力于是越发放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上，希望借制度和思想改造，把新长出来的“高人一等”摁下去。群众运动一浪接一浪，干部下放、走群众路线，不只是工作方法，也是刻意打断等级感。 很多地方，原本坐在台上的干部被拉到田里、工地，同吃一锅饭，同挤一间屋，群众敢当面提意见，这在旧社会根本想都不敢想。干部和群众之间那根看不见的台阶，就这么一截一截被锯短。 公社化推进时，问题也冒尖。部分地区刮起“共产风”，穷富一刀切，积累压得太高，义务工排得满满当当，什么都想“共一下”。 毛主席在郑州会议上骂得很重，说这不是社会主义，是掠夺，是抢别人的劳动成果。 他看不上这种乱来的平均，又放不下对两极分化的担忧，于是给按劳分配加了不少闸门。所有制一层层往上拔，高度集中，不少地方搞起供给制，干多干少差不大，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被压缩，人心里的积极劲很难撑住。 说到底，他在公平和效率之间，把砝码压在“防止分化”那一头。 躲过刺眼的贫富悬殊，却没能带着国家快步走出普遍贫穷。公平守住了底线，发展这门课的成绩就薄了一截。 毛主席对物质利益并不陌生，一再叮嘱干部“关心群众的痛痒”，盐、米、房子、衣服、生孩子，都是硬杠杠。适当的物质回报，他承认有用，只是看到党内出现贪图享乐、摆官架子的苗头，看到农村里干部和群众生活差距拉开，又把“物质刺激”当成洪水野兽去防。 他说过“革命党嘛，以饿不死人为原则”，穷能逼出干劲，富到一定程度，人就容易松懈，往资本主义那条小路上滑，这样的判断，本身就带着自我打架的味道。 在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上，他讲过“统筹兼顾、适当安排”，嘴上说三者都得照顾，心里最不放心的还是那点“最近视的个人主义”。 凡是带点私人味道的东西，很容易被归进“资本主义尾巴”。个人空间在集体主义的强压下缩得很窄，政治地位上更平了，人心里也更别扭。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，外部环境也在变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右倾思潮抬头，西方鼓吹和平演变，国内出现腐化堕落现象。 毛主席担心政权变味，认定社会主义内部还在和资本主义争路，在这种紧绷状态下，把阶级斗争摆在很高的位置，很多工作要先过这一关，政治运动一轮接一轮，经济建设和普通人的生活一起被卷进去，代价不轻。 后来，邓小平提出“先富带后富”，中国经济活了起来。 十九大报告又讲到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成“美好生活需要”和“不平衡不充分发展”的矛盾，要建成惠及十几亿人的更高水平小康社会，说白了，还是在接着追问共同富裕怎么落地。 讨论收入差距的同时，人们也不得不回头看一眼毛主席当年那条底线：不能再让新的政治特权阶层悄悄长出来。 翻看这些往事，有些选择的后果很重，有些坚持带着预见性。财富怎么分，权力怎么关在笼子里，普通人有没有资格说“不”，只要国家往前走，这些问号就不会散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