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日冲突持续到现在，一个咱们不得不承认的事情已经出现在了咱们的面前，那就是咱们的敌人不止有高市早苗。 中日两国隔海相望，关系却难以平静，很多人觉得问题出在钓鱼岛归属上，但往根子上找，原因要复杂得多。 几年前日本搞出的钓鱼岛“国有化”风波，让两国关系绷紧了弦，而最近局势再度紧张，直接原因是高市早苗几次三番就台湾问题发表强硬言论。她声称“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”，然而这种干涉中国内政的说法，不仅没有让她付出政治代价，反而推高了她的支持率，一度接近七成。这让人意识到，推动日本对华强硬路线的，并非她一人之力。 民意调查显示，在日本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，对高市早苗的支持度出奇地高，女性达到了88%，男性也有81%。这些年轻人成长在日本教科书不断被修改、历史真相被模糊的年代，他们缺乏对过去侵略战争残酷性的认识，更容易被“中国威胁论”之类的说法影响。 相比之下，50岁以上的群体中，反而有超过一半的人对高市早苗的路线表示担忧或反对，因为他们对历史有更清晰的记忆。所以，整个日本社会确实呈现出一种整体向右转的趋势，这不仅仅是几个政客的鼓噪。 这种右倾化在行动上表现得非常明显。2024年，有多达94名日本国会议员集体参拜了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。到了2025年，时任首相石破茂也在8月15日这个敏感日期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祀费。这些行为年复一年地发生，中韩等国也年复一年地抗议，但似乎陷入了一个难以打破的循环。因为这些政客是由日本民众选举产生的，他们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部分选民的意志。 日本战略上的调整也印证了这一点，它不再满足于仅仅跟随美国，而是越来越强调自己的“战略自主”。最明显的例子是，日本在2022年修订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，明确要发展所谓“反击能力”，也就是获得能主动攻击敌方基地的导弹。同时，日本还放宽武器出口限制，想着法儿地向其他国家提供军事装备。这些举动都突破了战后长期坚持的“专守防卫”原则。 在经济和科技领域，日本也打着“经济安全”的旗号，试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。它和美国配合，在一些关键产业上推动所谓“脱钩断链”，这给中日两国企业原本紧密的合作带来了不小的干扰。尽管中国连续十几年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，双边贸易额规模依然庞大，但日本政府这种人为设障的做法，影响了经贸合作应有的活力。 日本对中国的心态很复杂，里面夹杂着多种焦虑：既有历史上对中国有亏欠，怕中国强大了会“算旧账”的恐惧；也有看着中国经济总量从追平到自己、再到远超自己，心理上难以适应的失落感。2010年时，中国的经济规模刚刚超过日本，而到2023年，已经是日本的大约四倍了。这种快速的实力变化，让日本一些势力感到不安，于是更倾向于用竞争和防范的眼光来看待中国。 回顾历史，日本在二战末期是因为战火真正烧到了本土，感受到了切肤之痛，才最终选择了投降。一些战犯如东条英机在走上绞刑架前才感到害怕，但他们的遗言里也看不到真正的悔意。这段历史告诉我们，对于右翼思潮，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遏制，任其发展，后果将十分严重。当前日本社会呈现的右转趋势，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信号，它意味着中日关系的未来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