吕禄与吕产不分裂，功臣集团是否还能铲除诸吕？ 后世谈及诸吕之乱，总爱将吕禄、吕产的败亡归罪于二人分裂失和、决策不一，仿佛只要他们同心协力，就能保住吕氏外戚的权势，挡住功臣集团的清算。可细究汉初的权力格局与史实细节便会发现，这种说法未免太过片面。吕禄掌北军、吕产掌南军，手握长安卫戍大权，却最终落得身死族灭的下场，真的只是因为二人分裂？即便他们摒弃嫌隙、步调一致，功臣集团与刘氏宗室联手，就真的无法铲除诸吕吗？ 公元前195年，汉高祖刘邦病逝，临终前与群臣订立白马之盟，明确“非刘氏不得王，非有功不得侯”，核心便是防范吕氏外戚集团独大，维系刘氏宗室、开国功臣、吕氏外戚三大集团的权力平衡。可刘邦尸骨未寒，吕后便以太后之尊架空太子刘盈，逐步攫取朝政大权，打破了这份脆弱的平衡。她大肆分封吕氏子弟，无视白马之盟的约定，将侄子吕禄封为赵王、上将军，执掌守护长安的北军；吕产封为吕王、相国，统领守卫皇宫的南军，把京城的军政大权牢牢攥在吕氏手中。 吕后的强势压制，让刘氏宗室与功臣集团敢怒而不敢言。刘邦的儿子们或被软禁，或遭残害，刘氏宗室势力备受重创；丞相陈平、太尉周勃等功臣，虽身居高位却徒有虚名，周勃身为太尉，竟被明令不得进入北军营垒，陈平也被架空，无法参与核心政务。吕后在世时，凭借多年积累的威望与铁腕，勉强维系着吕氏独强的格局，可这份格局的根基，本就建立在她的个人权威之上，而非吕氏集团自身的实力与合法性。她自己也深知这一点，临终前反复叮嘱吕禄、吕产，务必牢牢掌控兵权、守卫宫廷，切勿送葬，谨防被人牵制，可见她早已预感到身后的危机。 公元前180年6月，吕后病逝，压在两大集团头上的强势力量消失，维系多年的权力平衡彻底崩塌，诸吕的末日已然临近。此时的吕禄、吕产，虽手握南北军大权，却缺乏吕后那般的政治手腕与威望，更没有掌控全局的能力。世人皆说二人分裂，实则是他们各自的私心与犹豫，让吕氏集团错失了先机。吕禄性格懦弱，胸无大志，更看重自身安危，被好友郦寄诱骗，竟生出交出兵权、归隐封地的念头；吕产虽有野心，却多疑寡断，面对复杂的局势迟迟无法做出决断，既想发动政变清除异己，又忌惮周勃、陈平的威望，害怕刘氏宗室起兵响应，始终犹豫不决。 吕禄、吕产的犹豫，并非单纯的分裂，而是吕氏集团内部的致命短板——他们没有统一的战略部署，更没有凝聚人心的能力。吕氏子弟凭借吕后的关系身居高位，却大多无能之辈，既无军功支撑，又无民心所向，朝堂上下，除了吕氏亲信，几乎无人真心依附。反观功臣集团，周勃、陈平皆是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元老，功勋卓著，威望极高，手中虽无直接兵权，却能调动朝野上下的反对力量；刘氏宗室虽遭打压，却根基深厚，齐王刘襄作为刘邦长孙，坐拥齐国六郡七十三县，兵强马壮，早已对吕氏专权不满，随时准备起兵西进。 吕后病逝后不久，吕禄、吕产便密谋发动政变，清洗长安城内的异己势力，却因犹豫不决迟迟未能动手。这份迟疑，被朱虚侯刘章察觉，他是吕禄的女婿，却心系刘氏，暗中派人将密谋告知兄长齐王刘襄，约定里应外合，诛灭诸吕。刘襄接到消息后，迅速整合齐国兵力，发布讨吕檄文，以“诛不当为王者”为名，领兵西进，直指长安，拉开了诛吕之役的序幕。 吕产得知刘襄起兵的消息，仓促派遣颍阴侯灌婴领兵迎战，妄图借灌婴与刘襄厮杀之机，坐收渔利，趁机发动宫廷政变。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灌婴本就倾向于功臣集团与刘氏宗室，兵至颍阳后便按兵不动，反而暗中与刘襄联络，约定互不攻击，共同静待长安城内的变故，此举彻底断了吕氏集团的外援，也让吕禄、吕产陷入了内有功臣牵制、外有宗室兵临城下的绝境。 此时的吕禄、吕产，即便想要联手，也早已错失良机。周勃、陈平抓住吕禄的犹豫，劫持郦寄，逼迫他诱骗吕禄外出游猎，趁机说服掌管符节的襄平侯纪通，假传圣旨，让周勃顺利进入北军。周勃进入北军后，当即振臂高呼，号召士兵拥护刘氏、诛杀诸吕，北军将士本就心向刘氏，纷纷放下兵器，归顺周勃，吕禄手中的北军大权，不费一兵一卒便被夺走。 与此同时，陈平派刘章协助周勃，监守南军营门，禁止吕产进入皇宫。吕产此时才意识到局势危急，想要进入皇宫发动政变，却被拦在殿外，他不知吕禄已失去北军控制权，仍试图顽抗，最终被刘章领兵诛杀于宫门之内。吕禄得知吕产被杀、北军倒戈的消息后，彻底陷入绝望，放弃抵抗，最终被捕获斩首。随后，周勃、陈平下令清理吕氏残余势力，吕氏宗族无论老幼，尽数被诛，诸吕之乱彻底平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