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革命牺牲了那么多优秀人才，为什么还能成功？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有毛主席在。 那么多人倒在半路上，多少指挥员、多少班长排长，连个像样的遗像都没留下，队伍却越打越齐，枪口始终对着敌人，不对着老百姓。 要说只靠一句“觉悟高”，谁也不服气，说到底，是有人一直在前头，带头给自己“上紧箍”。 一九四六年夏天，国民党撕了停战协定，六月二十六日，二十二万大军压向中原，内战摊开。前线最需要的是子弹和粮食，毛主席先惦记的却是一张电报。 七月十二日，他给各中央局、各部队首长发话：部队每次行动前，都得开一次全体会，公开讲纪律，把这回打仗哪些地方碰不得群众、哪些东西拿不得，在不泄密的前提下讲细讲透，让每个指战员心里有数。纪律不能靠临时吼几句，要靠事前把“红线”画清楚。 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，他干脆把这股要求写进制度，规定各野战军、军区首长每两个月向中央作综合报告，“该军纪律”单列一项。 一月九日，高家堡的事就报到了桌上：西北野战军攻克该地后，有部队没收商人和摊贩的东西。 毛主席在报告上批得很细：我军到任何地方，原则上不许没收商店，不许向商人摊派捐款；官僚资本，要由民主政府接收经营；部队给养，该从敌人仓库、地主阶级、土地税、营业税、关税里解决；连敌军官佐家属的财产也不能乱动。 这一回既要追责，还要在全军补上一课，把军队、政府、商户、百姓的界线刻得跟刀口一样清。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，解放军解放南京，国民党二十二年的老巢一夜垮塌。 四月二十五日，总部发布八章约法，白纸黑字写着要保护全体人民生命财产，最后一条还要压一句：“纪律严明，公买公卖，不许妄取民间一针一线。”刚进城就当众给自己套上这副枷锁，老百姓看在眼里，心里才踏实：这支队伍不是来抢收成的。 刀真正抬高，是落在干部头上的时候。 刘青山，一九一六年生于河北安国，一九三一年参加革命，案发时任石家庄地委副书记；张子善，一九一四年河北深县人，一九三三年入党，任天津地委书记。两个人都挨过国民党牢、受过严刑，战时是“拿枪的敌人征服不了”的那一批。 新中国刚成立，中央号召各级机关搞生产弥补经费，他们却借着权，过起花天酒地的日子，在不到两年时间里，刘青山直接贪污、挥霍了一亿八千四百万元旧币，按当时物价能买一百一十点四万斤小米；张子善是一亿九千四百万元旧币，小米是一百一十六点四万斤。 一九五一年十月，河北省委查清情况，向华北局汇报。 十一月二十九日晚，华北局给中央发电报，详细报告案情。十一月三十日，毛主席以中央名义给各中央局、分局、省市区党委写批语，认定两人为大贪污犯，说这件事给全党敲响警钟，要把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当成一场大斗争，认真发现、揭露和惩处。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，他批示《人民日报》公开发表两人罪行报道，又转发华北局关于组织全党讨论的指示。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日，河北省人民法院在保定公审此案，当庭宣判死刑，立即执行，并没收全部财产，这桩“新中国反腐第一案”，就这样竖在那儿，后来的干部一抬头就能看见那根红线。 对别人这样，对自己那点“面子”，毛主席也没放松。 他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生，一九四三年整五十，延安有同志想给他做寿，还提议借机宣传他的理论，他在四月二十二日给何凯丰回信，直接压住：生日决定不做，做寿太多，会生出不良影响，当时又是内外困难的年份。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二日，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，他又把几条“口头规定”讲得更细：不作寿，不送礼，少敬酒，少拍掌，不以人名作地名，不把中国同志和马、恩、列、斯平列，说守住这些，就是一种谦虚态度。 一九五五年一月三日，彭真来信转达黄炎培建议国家不再给个人做寿，以免成惯例，一月十二日毛主席批示同意，“国家给人做寿”这道门就关死了。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六日，统战部报告说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想给毛主席祝寿，他在报告上批明，两种形式都不搞，现在不搞，将来也不搞。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，他七十一岁，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请了一桌子人吃饭，有中央领导、各大区负责人、部委同志、劳模、科学家、身边工作人员，他当着大家说清楚，这顿饭不是祝寿，是拿自己的稿费请大家一起吃，当作和工农群众搞“四同”。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，他在湖南方面关于十二月二十六日搞庆祝活动的请示上，再批一句，让全国重申禁止祝寿的老规定。谢觉哉后来在家书里感叹，北京已经没人做寿了。 枪口往哪儿指，手伸到哪儿停，看着都是细枝末节，被他一件件较真下去，最后拧成了一条路：部队的纪律、亲友的规矩、干部的底线、领袖自己的分寸，都缩在同一套标尺之内。 牺牲掉的那些优秀人才，才不算白走一趟路，也才支撑得起那句顺嘴就挂出来的话——中国革命能成功，是因为有毛主席坐在那里。
